浅析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

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是保护小股东的最后救济手段,也是异议股东退出公司的有效途径。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与封闭性决定了其股份流动性的相对欠缺,因此这一制度在有限公司中的确立尤为重要。我国2006年新修订公司法中确立了该项制度,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必要从增强程序性立法、增加请求权事由、完善价格评估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刑法的修改形式

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根据社会需要以及犯罪发展态势,适时针对不合理的刑法规范与条文作出相应修改的一种立法活动。从刑法修改的范围来看,有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两种形式;从修改所采取的载体形式看,有刑法典修改、单行刑法修改与附属刑法修改等形式;从修改所涉及的内容看,有废止型修改、修订型修改与补充型修改几种形式。刑法修改必须针对特定对象与内容采取不同的修改形式,刑法修正案不应当成为刑法修改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对行政犯而言,更应该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与修改形式。     

严厉的法律 举步维艰的网络产业——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质疑

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类型及其责任限制与反限制的基本理论来看,《侵权责任法》第36条无视网络服务提供者服务的类型,一刀切地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势必加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打击网络服务的积极性;无视国内外立法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限制规则——避风港规则的规定,简单化处理网络侵权纠纷。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将造成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相冲突,使《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合理规定无法适用等。因此,建议删除《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3款,保留第1款,并补充一句：＂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除外＂;或者删除第36条的规定,将网络侵权责任作为专门一节,整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     

论矿业法律责任的重构

现行矿业制度几乎没有安全与健康、环境污染、矿业相邻关系以及公权力行政等方面的重要法律责任,因而在矿山企业违法结果发生后则以人治取代法治而治不胜治,这主要是以“矿”为主的财产性《矿产资源法》法律渊源的局限。应制定以“业”为主的管制性《矿业法》,以矿山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为依据设置第一性义务,不履行第一性义务则按第二性义务承担不利后果。第二性义务是以社会性矿业法律责任为主,与经济性、政治性法律责任等构成矿业法律责任体系。社会性矿业法律责任的民事侵权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无过错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以及并不以违法为条件等。     

合同订立的风险及其防范

合同的订立是建立合同关系的基础,合同订立的风险防范直接影响到合同的履行以及纠纷的解决。合同订立的风险主要出现在主体、合同形式、订立程序、合同内容等方面,在实务中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合同订立的风险加以有效的防范。     

未成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关法律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义务教育的普及,未成年人也频繁地参与民事活动日益。我国现行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中没有完善的规定,由此民事纠纷而引发的民事案件日益增多。建议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线为7岁,细化规定行为能力范围,增加有关欺诈手段订立合同的条款,赋予追认权。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归责原则研究

分析不同国家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认为对认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侵权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论述归责原则,能清晰地呈现无过错责任的法律真面目,更透彻地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精神,在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能更好地贯彻落实无过错责任原则。     

违宪刑法条款的刑事一体化解决机制

法体系内刑法条款和宪法发生冲突实属必然,此时该刑法条款有违宪之嫌。但是不能简单地付诸刑法修改,而是尽量在刑事一体化的框架内解决。应采取刑法的合宪性解释、刑法的合宪性推定、暂时搁置争议等方法尽量消解冲突,维护宪法和刑法的权威。     

内部能力、企业竞争力和企业资源最优配置——一个理论模型（AMEC模型）

传统的企业竞争力模型缺乏对系统的界定,混淆企业竞争力与企业能力的界限。本文通过引入波特的竞争模型,提出一个多层次企业竞争力模型（AMEC①）。模型分为外部竞争子模型、企业能力子模型和企业竞争力公式三个部分,基于系统分层界定企业竞争力,通过结合企业外部竞争和内部能力两个因素推导出企业竞争力公式;并在系统利益既定的情况下,推导出基于企业竞争力的利益分配公式和基于企业内部能力的利益分配公式,得出一个企、止资源最优配置的路径．最后给出一个企业资源最佳配置的实例。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构思考——以境外腐败资产的追返机制为视角

以境外腐败资产的追返机制的研究为视角,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应严格实现"对物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的分离,将刑事缺席审判的范围严格限定为重大贪污腐败的贪官外逃的案件,同时将刑事缺席审判的功能不定位于解决定罪量刑,而仅仅是解决境外腐败资产的归属,即通过缺席判决来确认国家对被告人卷至境外的腐败资产的合法所有权,从而便于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野下来顺利追回流失境外的国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