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能力、企业竞争力和企业资源最优配置——一个理论模型（AMEC模型）

传统的企业竞争力模型缺乏对系统的界定,混淆企业竞争力与企业能力的界限。本文通过引入波特的竞争模型,提出一个多层次企业竞争力模型（AMEC①）。模型分为外部竞争子模型、企业能力子模型和企业竞争力公式三个部分,基于系统分层界定企业竞争力,通过结合企业外部竞争和内部能力两个因素推导出企业竞争力公式;并在系统利益既定的情况下,推导出基于企业竞争力的利益分配公式和基于企业内部能力的利益分配公式,得出一个企、止资源最优配置的路径．最后给出一个企业资源最佳配置的实例。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构思考——以境外腐败资产的追返机制为视角

以境外腐败资产的追返机制的研究为视角,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应严格实现"对物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的分离,将刑事缺席审判的范围严格限定为重大贪污腐败的贪官外逃的案件,同时将刑事缺席审判的功能不定位于解决定罪量刑,而仅仅是解决境外腐败资产的归属,即通过缺席判决来确认国家对被告人卷至境外的腐败资产的合法所有权,从而便于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野下来顺利追回流失境外的国有资产.     

网络“裸聊”的刑法学考察

网络"裸聊"是指除去脸部外其它身体部位全部裸露在摄像头下,并以文字和动作通过网络视频传给聊天对象的聊天方式,它包括网式裸聊、点对面式裸聊、点对点式裸聊。对这三种类型的定性分别进行讨论,并就"裸聊"是否涉及到传播淫秽物品罪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公安部"‘裸聊’等同于传播淫秽信息"的定性进行探讨。     

“恢复性”的背后——恢复性司法的法理学批判

恢复性司法研究始于1970年代,目前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展开了试点。它的起源带有基督教的宗教因素,其正义观带有自然法的色彩;并且,恢复性司法受1970年代西方被害人运动的推动,具有后现代主义法学的"解构"特征。本质上说,恢复性司法是"非法治"的,它是西方市民运动的产物,是对传统刑事司法的颠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市民社会还不发达,而且复仇主义和暴力文化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而言,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可行性是值得商榷的。     

谈铁路公安机关如何践行“以诉讼为中心”的工作理念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证据收集、律师辩护、侦查措施、强制措施、监督制度等原则规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这些变化对今后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可谓影响深远。随着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铁路公安机关面临如何应对这些新变化、新规定、新要求、新标准,依法行使侦查权,适应新形势下刑事侦查工作的挑战。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     

美国仇恨犯罪介评与我国刑法理论的应对——兼及群体性事件的刑事治理观

美国基于偏见而产生的仇恨犯罪及立法、实施机制相当完备,但存在概念模糊、正当性不足、惩罚必要性等质疑。我国近些年群体性事件频发,但不宜引入仇恨犯罪概念。目的犯、身份犯和聚众犯罪是对美国仇恨犯罪的理论照应,因应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方法是通过树立刑事治理观化解冲突。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三论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是《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类型,关于责任分担的规则规定得不够完善,应当根据产品责任的一般规则以及侵权责任法的连带责任规则进行补充.血液属于准产品,应当适用医疗产品损害责任规则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消毒药剂构成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其缺陷的判定有一定特点.     

食品安全的刑法保障之评析: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1997年刑法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个罪名,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上述两个罪名进行了修订,并新增了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整体上看,刑法修正案(八)便利了司法机关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犯罪行为,但是其违背刑法谦抑性、过分关注民意、罪名的新增违背刑事立法类型化之本旨等缺陷还是显而易见的.     

不完全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构成之检讨

依立法者原意,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系规定被监护人对受害人的无过错责任,且排除责任能力制度的引入。但此种规定过于偏惠受害人,对被监护人不公,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与同法第33条发生评价上矛盾,与比较法上认识不合,实为法政策上失误。故应采客观解释,认为该款仅规制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内部求偿关系,被监护人责任之构成,则应适用第6条第1款之一般过错责任。至于责任能力制度之阙如,可以过错概念之操作暂时弥补其不足。监护人责任之基础,在于监护义务之违反,性质上属于自己责任、独立责任。监护人责任之构成适用第32条第1款之无过错责任,悖于立法目的,且与同法第9条第2款发生评价上之矛盾,自立法论而言,以改采过错推定为宜。解释论上,只能充分利用同条第1款后段之责任减轻规范,扩张监护人之责任阻却事由,对"行为人致人损害"要件作严格认定(尤其是要求行为人须具备客观过错),稍作弥补。此外,无论是监护人还是被监护人,都可能依特定要件,向受害人承担同法第24条之公平责任。在对受害人之关系上,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