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之债的溯及变更和消灭

税收为法定之债,于法律规定之税收构成要件充分时而发生,且在发生后原则上即具有不可溯及变更和消灭性。但在法定情形下,作为例外,对已经成立的税收之债可进行溯及调整。税收之债溯及变更和消灭的事由包括基础处理决定的作成、废弃或变更,法律行为的无效、撤销、解除、附条件的成就,形成权的行使,税收优惠条件的丧失,税收法律的溯及适用,强制执行的回转等。溯及调整税收债务,应遵循一般程序和特别程序的规定。     

公诉阶段刑事程序分流制度浅析

公诉阶段的程序分流制度是世界各国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司法审判的压力、保证诉讼公正的一种重要制度,这项制度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发展得日益成熟,而对于我国来说还较为陌生。应当在对我国公诉阶段程序分流制度的现状的考察和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之上,改革和完善我国公诉阶段程序分流制度。     

期待可能性理论之否定

期待可能性理论同规范责任论相适应，同我国通说的心理责任论并不相容；因我国尚未形成特有的罪过理论，加之传统刑法文化的遗失，才致使期待可能性理论备受关注；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用期待可能性理论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在犯罪动机的范畴内解决。     

儿童中心论：一种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视角

对儿童中心论的发生学分析表明,儿童中心论并不是以抽象的儿童为中心,而是以影响他受教育质量的某些属性为中心.当今,西方儿童中心论的主流是以"认知"为中心.其传统的片面性正在得到弥补;中国当下的儿童中心论实为反儿童中心论的儿童中心论,表现为人性观的泛化论、生物观的还原论和心理观的替代论.基于以上分析,教育观的儿童中心论以儿童的心理能力为中心,其价值诉求是促进具体儿童全面和自由的发展,研究方法论包括理论基础的综合性、方法论的追问、实证的转化和综合以及构建教育观儿童中心论的自我理论,实现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论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刑法意义

被害人过错行为的成立要件包括主体为被害人、主观具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过错行为、过错行为与犯罪结果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等;实践中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可分为罪错行为、重大过错和一般过错行为。被害人过错的程度不同,其刑法意义也不相同;借鉴国外立法,应将被害人过错行为酌定情节法定化。     

论侵害人不明的大规模产品侵权责任：以市场份额责任为中心

对侵害人不明的大规模产品侵权，美国司法界使用市场份额责任对受害人加以救济，通过历史和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所谓市场份额责任实际上是择一责任的原告在无法起诉所有被告情况下的一种特别处理而已。而择一责任则与大陆法系语境中的共同危险行为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同一性。那么在承认后者的我国存在着市场份额理论一定的适用空间。     

完善刑事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探析

随着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基于社会形势与刑事政策的变革，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新经验、国际刑事司法交流协作发展的新趋势等，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也提出了新挑战。尤其是“执行”程序的立法空白、不足、冲突等体制性“硬伤”，从立法层面上造成诉讼实践中执行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的不对称，彰显法律支撑不足，以致司法层面出现“重审判、轻执行”，“重惩罚、轻改造”等不良现象。因此，亟待通过立法修订，进一步完善有关执行程序的法律规范，提高诉讼效益，实现诉讼目的。     

论合同附随义务

合同附随义务的诞生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是传统合同义务发生了扩张的结果。《合同法》不仅保护合同本身,更注重对合同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的调整,对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提出了更为周全细致的要求,在辅助给付利益实现之际又对当事人的固有利益提供了保障,以实现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     

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检视

刑法修正案是我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的一种形式，其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我国修改刑法典的唯一形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程，这种形式日益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追偿权的行使——从雇主责任的角度分析

当前,雇员侵权行为广泛存在,法律对其的规制体现在雇主责任制度上,雇主的追偿权只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做了相关规定。基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应当推行雇主追偿权的法定化,雇主在承担了雇员致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后,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得以向雇员进行全额或部分份额的追偿。因此,划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责任份额是重点,通说认为应当综合考虑雇主因侵权行为所受的实际损失、双方的收益和经济状况、双方的过错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对雇主追偿权的合理规定,可以平衡雇主和雇员双方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双方之间的和谐及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