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制下的内幕交易行为若干问题探讨简

内幕交易属于信息型证券犯罪,即通过信息滥用或信息操纵等手段实施证券犯罪。证券市场的违法案件和违法交易所得,大多与内幕交易存在关联。为切实维护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有效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依法规范市场秩序和资本运作,特别是通过刑事法律途径规制内幕交易行为。     

数字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机制向度——兼论从回应到预防的范式演变

通过对著作权犯罪立法规范与司法适用的实证考察发现,我国以往灭火式被动回应的刑法规制存在着过度扩张解释违反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滞后的立法无法实现著作权的全面保护等弊端。数字时代著作权的刑法保护理念应进行从被动回应到主动预防的范式转换,保护范围应从关注核心到覆盖边缘。完善路径是在司法层面上,区分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规制;在立法层面上,应对商业性提供规避手段的“预备行为”进行犯罪化,增设“向他人提供非法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设备、服务罪”。     

Police investigations in Internet open sources: Procedural-law issues

Analysing large amounts of data goes to the heart of the challenges confronting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professionals today. Increasingly, this involves Internet data that are ‘open source’ or ‘publicly available’. Projects such as the European FP7 VIRTUOSO are developing platforms for open-source intelligence by law enforcement and public security, which open up opportunities for large-scale, automated data gathering and analysis. However, the mere fact that data are publicly available does not imply an absence of restrictions to researching them.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one area of legal constraints, namely criminal-procedure law in relation to open-source data gathering by the police. What is the legal basis for this activity?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can domestic and foreign open sources be investigated?     

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探析

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技术和专门性知识，诉讼当事人和司法人员不能对刑事诉讼鉴定意见进行科学评判。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鉴定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但目前法律对专家辅助人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粗糙，缺乏具体程序规范，这必然会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本文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功能为逻辑出发点。探析了该制度的基础理论、运行规则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确立于现代社会，为我国刑法的修改提供了新动力，它的落实要求在刑法的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从人性、人道和人权多个方面体现了人文精神，立法者和司法者应通过对其内容的研究，促使刑法同人文精神更好地结合，使得我国刑法更趋合理和文明。     

刑事撤案监督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以司法体制改革后B市C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刑事撤案监督是一种司法救济途径,用以确保刑事立案活动正确合法地进行和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地实施。当刑事立案活动出现偏差时,需要由检察机关通过刑事撤案监督程序对上述权力进行制约,并向案件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文章着眼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以"实证研究"为研究方法,通过对B市C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实践进行充分的考察,整理数据后分析实践现状,并进一步发现我国刑事撤案监督运行机制的主要问题并深入挖掘问题的成因,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完善建议。     

论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以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为背景的展开

职权调查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成型于中世纪,指为查明真相,庭审法官(或审判长)可不受控辩双方所提供之证据材料的约束,而依职权主动调查及收集所有可能对揭示真相有意义的事实和证据。这是职权主义国家的通常设置,也是职权主义区别于当事人主义的核心要素。法官职权调查原则的正当依据在于实质真实,并不违背公正程序的要求,也不会压缩刑事辩护的空间。中国的法官职权调查原则备受诟病,核心原因在于特殊的诉讼权力构造,而非职权调查原则本身。在庭审证明实质化的大背景下,强调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是保障实质真实的需要,符合中国的职权主义传统。     

令状主义的例外及其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将令状主义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令状主义背后所体现的司法审查精神、对公权力的制约思想以及人权保障的理念值得在诉讼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中贯彻。在侦查程序的构建中,应将令状主义作为解释的指针之一。对于令状主义的例外情形应当进行限缩解释,否则将导致令状主义的空洞化,紧急处分说可以作为这种限缩解释的基本依据。作为先行拘留与扭送对象之一的现行犯,在刑事诉讼法上应做统一理解。从紧急处分说出发,预备犯原则上不得作为现行犯处理;对于"正在实行犯罪"这一要件的解释,必须同时具备现行性、明白性、急迫性,对于明白性的判断应坚持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的对应原则;对于"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这一要素的解释,应同时具备时间与空间上的接近性。     

论刑法修正的协调性

刑法修正的协调性是保障刑法公正性的基础性条件。《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含修正罪)充分注意到了《刑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衔接)。但是,刑法修正还要考虑新增罪(修正罪)与既有罪之间、新增罪(修正罪)之间以及修正的刑法条文与相关刑法解释(含解释性文件)之间的协调。刑法修正需要在罪状的设置、法定刑的设置以及量刑情节的设置方面保持协调。面对协调性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解释的方法确保司法适用的公正,在解释论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则只能通过进一步修正刑法加以完善。     

检察机关案件集中管理的价值基础及实现

检察机关案件集中管理是在新时期司法体制和工作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的，其产生契合了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是确保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机制之一。检察机关应以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构建科学的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措施，确保案件集中管理工作效能的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