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死刑犯部分人身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启发下

近年来,死刑问题一直被学界所关注,死刑犯的权利问题也得到一些研究和发展.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人们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预示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些新的发展变化,应该会对死刑犯权利的问题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美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创设的,但却对日常的执法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该规则创设以来就争论不断,更是有些刑事案件起诉成败的关键。美国最高法院解释说,如果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宪法第四修正案将会沦为一纸"空文"。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规则能对刑事案件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拘役刑的完善

拘役刑作为短期自由刑的一种,是刑罚种类由轻到重过渡的桥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拘役刑的适用率普遍较低并且增速缓慢,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拘役刑的主张.这种现状与当前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是极为不符的,也违背了当今世界刑罚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应当对我国的拘役刑进行完善,使其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刑罚种类.     

“光芒”还是“阴霾”:聚焦科技证据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技术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明确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规范录音录像及其视频资料、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等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科技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有利于我国革除传统口供主义的弊端,促进正当法律程序改革,但同时也带来了人权保障方面的诸多难题。在将来的修正案中,有必要依据证明力上的关联性、证据能力上的容忍性等积极完善科技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质证机制,强化刑事司法机关的科技配置。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之确立与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以及新近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对于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价值分析入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具体内容,从排除证据之范围、举证责任之分配以及排除程序之设置三方面进行详细论证,并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落实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理解与适用

文章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对2011年5月1日以后审理的刑事案件适用问题进行了分析,以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新旧法律适用中的疑惑。     

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涉枪涉爆”犯罪研究

近年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涉枪涉爆”犯罪呈现出逐步攀升的高发态势。究其成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制文化的冲突,以及民族群众急迫的生产生活需要是诱发此类犯罪的内在主导因素;少数民族群众特有的“人情世故”与民族地区公安管理的滞后是犯罪产生的外在条件。     

技术侦查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随着技术侦查手段的广泛应用,技侦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使用问题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大的关注。为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以及规范技侦证据在诉讼中的具体应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技侦证据的法律效力以及技侦证据使用的具体规则和法律程序。本文就该规定的相关修改背景、具体内涵进行了评析和论述,并就其未来具体实施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证明方法与程序

诉讼主要与证明有关,从证明方法的类型及其合理性来解释和评价程序的制度与实践,应该是刑事程序法律比较的一个不可或缺、但未受足够重视的重要视角。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不同的程序法规范决定了在认识论上区分的证明方法模式的合法性差异,而司法的现实需要和不同的宏观司法制度语境又会使证明方法的法律规范模式产生变异和分化的司法实践形态;另一方面,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的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证明方法的规范模式和实践形态的不同知识特征所产生的程序效应。这种研究可以纠偏关于程序原理的一些流行观念,树立一种工具理性的程序观,给中国刑事程序的法治化改革带来一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