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立法的规范目的在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中显然更为注重后者,即在侵害财产之外,因携带凶器盗窃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侵害,而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但不能因它对人身造成的侵害危险,而将其认定为危险犯。携带凶器盗窃属于行为犯,依然是对财产的犯罪。应当在行为犯的框架下,判断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形态,并严格界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法条关系。     

论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基本原则有丰富的内容，既包括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包括证据法的原则，还包括鉴定制度所特有的原则。其中，无论是刑事诉讼法中的基本原则还是证据法的原则，在鉴定问题上又都有其特殊的要求。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从解决刑事司法鉴定程序失灵等疑难问题出发，选取其中不可替代的三个原则，即权利保障原则、程序...     

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必要性论证

对于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学者观点不一。犯罪圈的划定有其特定的标准：即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及现行立法规制力的不足。以此为标准,则完全有必要将危险驾驶机动车行为纳入刑事法律的评价视域。     

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增设的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填补了我国现代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空白，丰富了《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内容，显现出容隐制度呈现出回归的端倪，彰显了我国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相融合的趋势。相较于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和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拒证权制度，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只能被视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无论是权利主体范围，还是权利内容，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都有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空间；并且该规定在实施中可能遭遇被误读、阻碍案件证明、流于形式以及侵犯被告人对质权的风险。对这些风险和问题应当予以充分认识、合理应对，以使司法实践准确落实这一规定，并为确立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奠定基础。     

以法庭之友为视角简析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

在西方,法庭之友是一项古老的司法制度。虽然不同的法典对其解释不尽相同,但是其基本含义正如拉丁文＂amicus curiae＂的释义那样,属于法庭的朋友。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法律问题上协助法庭。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没有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明确的定位,进而容易产生一些问题,也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鉴于＂有专门知识的人＂与法庭之友之间存在一些联系,也许,创造中国式的法庭之友制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可行方案。     

浅论犯罪心理画像在我国刑侦实践中的应用

犯罪心理画像主要是运用精神分析、行为心理学的理论和原理对与犯罪有关的行为进行分析,以提供犯罪行为人最为可能的人格特征、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等信息,从而协助侦查机关确定侦查范围的一种技术和方法。近些年来,犯罪心理画像已越来越多的引起侦查学界的关注和兴趣。然而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犯罪心理画像的适用条件、研究方法、以及厘清刑事科学技术与其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将其应用于侦查实践之中。犯罪心理画像可适用于任何刑事案件,关键在于通过剖析、研究个案中犯罪行为人的心理,积累行为资料,为侦查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案例指导。     

有组织犯罪现状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有组织犯罪正处于滋生、蔓延的活跃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和变化,如涉足行业增多;经济实力增强;组织倾向＂合法化＂;手段趋向＂软暴力化＂等。有组织犯罪对社会危害很大,思考有组织犯罪新变化,更有助于破解打击难题,探索治本之策。     

控制死刑:程序法该做些什么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必须受到严格控制.在控制死刑的问题上,程序法有四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死刑案件审理中证明标准的确立和证据规则的完善,二是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三是死刑判决后的纠错路径的设置和死刑赦免制度的激活,四是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解决此四方面问题后,刑事程序法当能在控制死刑方面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作用.     

论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形势愈发严峻，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急需刑法的有效惩治。但由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存在着一定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效果。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缺陷进行相应的完善，以期增强运用刑法打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威慑力。     

论公安执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

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基于我国当前的时代背景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对于和谐社会构建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涵丰富而深邃的基本内涵、坚实而深刻的时代背景。公安执法的各个环节必须自觉贯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努力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