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危机中的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是处置公共危机的关键环节。经过近年的发展,我国危机信息管理体制初步确立,传媒在危机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得以优化,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制度化水平逐步提高,公众公共危机意识在危机频仍中得到加强。但公共危机信息管理传播体制仍未尽合理。信息共享问题仍未解决,信息系统建设滞后于政府危机管理的需要。因此需进一步完善信息管理制度,健全危机信息保障资源配置系统,从组织制度和技术上提高公共危机信息系统整体应急反应能力．发挥专业人才和技术的作用。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     

A mission-driven research program on solar geoengineering could promote justice and legitimacy

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several commentators have called for mission-driven research programs on solar geoengineering, also known as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SRM) or climate engineering. Building on the largely epistemic reasons offered by earlier commentato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well-designed mission-driven research program that aims to evaluate solar geoengineering could promote justice and legitimacy, among other valuable ends. Specifically, an international, mission-driven research program that aims to produce knowledge to enable well-informed decision-making about solar geoengineering could (1) provide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identify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that policymakers would need to answer; and (2) provide a venue for more efficient, effective, just, and legitimate governance of solar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while (3) reducing the tendency for solar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to exacerbate international domination. Thus, despite some risks and limitations, a well-designed mission-driven research program offers one way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of solar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relative to the ‘investigator-driven’ status quo.     

关于建立谈判制度处置警务危机事件的思考

警务危机谈判制度是指警察部门通过使用经过特殊训练、具有特殊技能的警察以解决劫持人质、自杀等事件的工作模式。建立警务危机谈判制度的目的是减少人的生命损失。通过谈判,可以为解决危机赢得时间、获取情报、平息现场紧张气氛。当前实际部门在处理人质危机时采取的做法存在较多的问题。谈判不是妥协。谈判制度的灵活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构建经济法视野中的合同制度

从罗马市民社会到现代经济领域,经济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人类经济活动大都与合同紧密相联,而且随社会的进步合同关系日愈复杂。我国现行合同法虽然较好地规范了商品流通中的合同关系,但受传统和时代的局限,许多新的合同关系在合同制度的视野中找不到完整答案。为进一步规范合同法体系,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外合同制度的时代特色和存在的问题,主张经济法视野中构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型合同制度,并提出几点设想,以期完善我国的合同制度。     

日本对能源危机的应急管理——以第一次石油危机为例

日本面对战后第一次国家危机,先是组建应急管理机构,以此为基础,从行政号召、政府指导和法律管制等层面制定了诸多措施,并很快形成了具有"防火墙"作用的应急管理体系。该体系为调整危机状态下的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能源经济关系,充分发挥行政、法律对社会无序状态、紧急状态的防范和矫正功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应急危机管理中,日本政府所发挥的6大能效,也为日本从无预防性的应急管理向未雨绸缪的预防管理转型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心理储备、经验借鉴和制度遗产。     

当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信用经济本质剖析——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学暨政策思考之一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深刻揭示了当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金融本质特征之一是高度发达的信用经济。负债运行是当代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常态,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前提与制约保障。信用经济本质上是债权债务经济,并具有正负"双重"效应。信用经济的核心功能是以时间交错、空间重组的方式极大限度地将现有的暂时闲置的社会资源动员起来,使原有的经济实体规模在本不可能的基础上得以扩张;但这种经济的运行一旦在某个环节出现断裂并引发环环相扣的整体信用关系功能性断裂时,就会引发整个社会经济的连锁反应,使其原来对社会经济的加速度推动作用反方向运行,并由此产生对社会经济的加速度的破坏张力。发挥信用经济正效应,抑制负效应,需要遵循信用经济运行的基本平衡公式,保障信用经济运行的基本约束条件,即债务人的受信在数量、质量、时间上与债权人的授信相平衡,并以此构建监管体系。     

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当前的"美元体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可持续性.正是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和"美元体制"下,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美元体制"的主要受益者和支撑者,也自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现阶段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巴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东亚各经济体尚不具备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能力;同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改变应对危机的实用主义哲学,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进行更加长远的路径设计,在区域整体层面和局部层面两个层次上加快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将使中国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但其能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经济结构能否进行顺利的调整,使中国成为能够替代美国的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日两国能否比较顺利地开展汇率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东亚地区复杂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等因素,决定了该地区难以出现"一家独大"式的货币合作模式.因此,中日两目的协调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未来.     

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

跨域性特征对现代社会危机治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世界范围内应急管理领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特点,对现代跨域危机内涵及其特点进行归纳,进而提出了跨域危机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当前中国跨域危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进而着重从信息、资源维度对其整体性治理问题进行阐释,认为不同组织在信息、资源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是产生跨域危机治理碎片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实现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必须结合中国应急管理实际,以组织间网络视角从应急管理组织层面对碎片化环节成因进行分析。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的关键在于其治理网络中信息、资源整合问题,目前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部门隶属不同、管理层级复杂、多头指挥而产生的协调困难是中国式碎片化问题的根本原因。最终,本文构建了跨域危机治理网络分析模型,并对碎片化环节识别、整理以及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危机溢出和跨国传导

在金融部门存在扭曲和经济结构呈现刚性的环境中,不可持续的经济失衡、资产价格或是汇率目标对均衡水平的大幅偏离,都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由于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正反馈机制,伴生金融危机的经济衰退往往面临更加深幅的调整.与股市泡沫相比,住房融资体系的发展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也会放大房价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由于贸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