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论日本女训中的儒家女性观

受中国女训影响,随着儒家思想的兴盛以及封建家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日本女训在近世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普及。对男尊女卑等儒家女性观的吸收和借鉴是日本女训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但这种借鉴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日本的社会现状,有选择地加以模仿。探讨其中所体现的儒家女性观,有利于我们把握当时日本女性的生存状况及其对当今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坚持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过程,而在以往事实与价值冲突的机械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陷入只关心自身利益、忽视客观规律的发展困境。这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当前,我们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的统一;生态效益与生态公平的统一,真正使事实与价值协调,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维护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个执政党"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成为新时期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依据.     

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公安机关适应新形势下治安工作的战略性举措,对其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分析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概念及属性和建设的基本要求,研究了现有的三类基本结构模式。     

论“全国统一战线之模范”战动总会的典范意义

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是中共中央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和巩固而实施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配合八路军挺进山西,立足华北敌后,实践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一项重大决策。战动总会在组织形式和抗日斗争中,都充分体现了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科学思想,并成为当时全国统一战线的一个典范。     

从《韩非子》看先秦法家的治国思想

《韩非子》集中反映了韩非的政治观点。韩非对待民众、重农抑商、君主专制、以法治国、以术用人、思想控制等方面的言论,代表了先秦法家维护和加强君主专制的治国思想,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从韩非“不法常可”、“世异而事变”的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思想,可以总结出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畸轻的危害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 ,对打击犯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腐败分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现象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刑法规定的该罪的量刑幅度畸轻。这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放纵了犯罪 ,而且为执法者徇私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建议立法机构比照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进行修改 ,提高法定刑、增加量刑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