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

针对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迟延,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的构成要件即可解除合同。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之情形,直接落入“主要债务”的文义射程。合同解除法上的广义附随义务囊括了传统“债法上之义务群”中的狭义的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只有迟延履行广义附随义务不符合合同目的,方落入“主要债务”的射程,此时需将“主要债务”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在履行迟延中,应将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并可采用类推适用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规则予以适用。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判断,以公式来表明,即为“重大违约(需结合个案判断)+并非债务人订约时不可预见或不可认识(当事人主观标准+理性人标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预见性的判断时点为合同订立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根本违约之一方当事人负担,但在如合同已明定给付日期等无争议之重要事项之场合,当事人无需负担举证责任。履行迟延中的合同解除权之发生不以债务人的可归责性为必要。在解释上,应当认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适用于非定期行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适用于定期行为。关于相对的定期行为之成立,除有“履行期日严守”要件之外,还须结合合同目的予以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评估体系的构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评估体系,是有针对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现实需要,也是保证和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路径与制度创新研究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之处就是立足解决中国问题,既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有理论创新。多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协商民主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个重要新概念．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战略谋划。协商民主的概念虽然提出于西方，但在涵义上与中国政治协商相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有着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世界经验的价值。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更大优势在协商而不在选举。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系统构造，其深刻性在于将协商民主从社会覆盖、工作向度、普遍要求和运作规范等方面得到提升．协商民主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窄渠道、小口径的实践形式，而成为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具有全方位的制度系统和工作机制。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形式载体，其政治生活的覆盖面、民意吸纳的包容性、参与范围的广泛性，需要得到有效的制度供给，需要形成规范运作的机制。     

从规范执法到诉讼证据——以检察机关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为视角

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证据的属性,而且,不会突破现行法定证据种类。赋予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证据效力,对检察机关既是机遇,也有挑战。赋予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证据资格,必须规范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过程,确立统一的技术规范、确定事前告知义务、完善始后全程和档案保存制度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基于其特殊性,应该在示证提起权、举示决定权、示证过程等方面作特别规定。     

把握国情,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要求

"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决定了我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基本矛盾,这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要求。"摸着石头过河",符合我国国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质要求,体现着和彰显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创新性。     

1995-2010年我国多发性侵财犯罪发展演变及侦防对策

我国多发性侵财犯罪多年来高发低破,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1995——2010年16年间,多发性侵财犯罪有其相对稳定的特点:盗窃犯罪始终位居侵财犯罪发案量首位,流动人口始终扮演着犯罪主体重要角色,不同类案始终存在着可探寻的犯罪规律等,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公安工作中应不断创新警务防控策略,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侦查实务部门亦从战略思路的确立、机制建设的完善、侦查模式的变革等不断提升综合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效能。     

中新建交30年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新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领域发展迅猛;频繁的高层互访、密切的经贸合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以及务实的军事合作,都彰显出双方关系的先进性与引领性。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与时俱进、效益优先,文明互鉴成为中新交往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中新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充分照顾对方的舒适度,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毋庸讳言,30年来,中新关系也偶有嫌隙,但整体向好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严峻的考验,也为中新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双方在医疗卫生、社会治理、数字经济、金融法律、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作为。中新两国应当充分发挥"快捷通道"的作用,继续深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带一路"的超级中转站。     

中国式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

中国式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格局形成的背景是什么?近距离反劫持谈判的体系是怎样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的风险评估究竟如何?回答并弄清这些重要的认识问题,对于科学地推广这种极具个性化的谈判格局,提高应对这类突发事件效果的稳定性,强化社会公共安全心理,构建和谐的投资软环境是很有现实司法意义的。     

我国艾滋病行为干预的现实状况与基本评价

艾滋病行为干预是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技术手段,其内容框架主要包括对象、形式、目标、原则、措施等。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广泛开展行为干预,积极应对艾滋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要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行为干预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认真地执行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政策规定,更加广泛、深入和持久地开展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活动,加大监管力度,分类实施相应的行为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