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本文在对农民负担概念及农民有关负担项目分析的基础上 ,从反映农民负担总水平、相对水平以及总负担结构与总收入结构三个方面设计了农民负担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不宜移植“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如何借鉴他国经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点上,有人主张移植“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经过理性反思,我们发现“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我国诉讼制度、民族心理和法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相斥性,对此不可不察。     

对诱惑侦查法治化的思考

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缉隐蔽且无被害人之犯罪 ,侦查以及协助侦查的有关人员 ,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 ,暗示或诱使他人进行犯罪 ,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结果发生后 ,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要借鉴日、美等国关于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规定 ,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 ,使诱惑侦查这种有效的侦查措施在法律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打击犯罪的积极作用     

广义所有制和狭义所有制──兼论所有制概念的残缺

广义的所有制概念,指生产条件的分配,即包括物质生产条件的分配, 和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的分配;狭义的所有制,专指物质的生产条件的分配。 长期以来,我们无视广义所有制概念,单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的基础,回避劳动力归个人所有这一事实,从残缺的所有制概念出发推演一切,陷入 形而上学。只有正视社会主义下“生产条件的分配”内含的公与私、社会与个人的矛 盾,从广义所有制内含的矛盾出发对现实进行逻辑分析,才能走向真理。     

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法理体系经历了“三破三立”的新旧体系演进过程。第一次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性质的法理体系的解体和近代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理体系的建立;第二次是“旧法体系”在中国大陆的彻底摧毁与维辛斯基法理体系的确立和极端化;第三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模式的被突破与中国特色法理体系的初步形成。通过对一百多年来法理体系变迁的回顾,可以从中得出不少启示：一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二是必须注重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批判继承;三是应该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四是要继续为法理研究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宽松的争鸣环境。     

战后外国情报体制模式及共性

战后由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使得从事情报活动及隐蔽行动的情报机构的作用大大增加,情报机构也就摆脱了政府其他部门的附庸的地位,并形成了各有特点的苏联模式和英美模式两大情报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变化,英美模式这种情报体制在当今更为流行.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各国的联系更为密切,情报体制上的共性也越来越多.完善的情报体制正与外交、军事鼎足而立地发挥了维护国家利益的三大支柱作用.     

试论正确处理公安出入境管理中的几种关系

公安出入境管理“两级机构、三级管理”模式经过近三年的实践,证明它是适应对外开放形势需要的,但许多较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出入境法律法规有些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管理人员思想观念、个人素质尚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关运作机制、操作规范还有待加强;如何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管理,目前还明显跟不上形势需要。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严格执法与不断完善法制的关系,出入境管理的体制与机制的关系,警力不足、人员素质不高与公安出入境管理任务日益繁重、要求越来越高之间的关系。     

《大元通制》渊源考辨

由于人们对《元史·刑法志》一段简要而含混记述的误读,造成了法律史上的一桩“悬案”,即《大元通制》渊源之谜。本文从追溯元代前期艰难的修律立法历程入手,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对《大元通制》的本原作了详尽的探索。《大元通制》是世祖以降数十年修订律书的摸索与奋斗的产物,而仁宗“延祜律书草案”则是《大元通制》凭据的直接蓝本。本文对《大元通制》“难产”的缘由进行了剖析,认为延(?)、至治年间,仗恃兴圣太后权势的“后党”保守派与皇帝为首的“帝党”改革派之间激烈政争,是《大元通制》难产的主要原因。     

改革公安管理体制之管见

我国现行的“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管理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其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为此,建议在省级以下公安机关实行“统一领导,系统管理;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安厅(局)仍沿用现行管理体制。     

论我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稳定

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直接关系到其政治是否稳定，而制度变迁对社会稳定又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我国的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同时又对政治和文化领域产生连带影响。因此，应正确认识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并尽最大努力发挥其正面效应，克服其负面效应，从而保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