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权之法律思考

生育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其性质而言 ,它是人格权而非身份权。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这种权利。它的内容包括生育的自由、不生育的自由以及选择生育方式的自由。生育权的实现以双方的真实意愿为基础 ,但应该受到限制。     

论无限防卫权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但如何正确理解和行使这项权利,争论颇大。本文就争论较大的三个问题:无限防卫权的设置、刑法第20条第3款中有关用语的理解和无限防卫权的构成条件进行了分析。     

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扩大化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限、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扩大立法,进行相关制度的建设;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物权法视野中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整合

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存在着土地所有权主体错位、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全等弊端。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农民不能充分利用土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弊端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科学化成为制定中国民法典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沉默权之我见

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但从遏制刑讯逼供、保障人权、民主诉讼、准确司法的角度看,有必要确立沉默权。“不必自我归罪”是沉默权的司法原则,侦讯仍是一种取证手段。沉默权不能同“老实交待”对立起来。强调“认罪服法”与“不必自我归罪”原则是相冲突的。“不必自我归罪”并非不可以“自我归罪”,“坦白从宽”应得到兑现。被迫供述与自愿供述都可采用为证据。     

关于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法律思考——兼论确立沉默权,完善刑诉制度

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没有确立沉默权、没有对逼取的口供作出排除性规定,这是导致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法律根源。笔者认为,应及早从程序立法上构建起根治刑讯逼供的治本机制。为此建议:修改刊诉法第12条,明确规定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原则;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法律化;修改刑诉法第93条,确立沉默权;在刑诉法第43条中增加一款,对逼取的口供及据此查获的间接证据作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排除性规定。     

治安处罚实践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陈述权、辩解权是当事人的重要权力,其行使或放弃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实际存在的“态度罚”;“告知”的法律约束力只限于程序过程,对受处罚的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保证听证程序的正确实施;应严格依法执行治安传唤;治安调解应用具有特定性;盘问权不具有应用的普遍性。     

论居住权的权利建构

早期罗马法上的居住权制度已被后世两大法系演进为现代收益性居住权,集合物权、人权、民生权等多项权利基因,且在当下通过诉诸法院而表达出来,经由法院裁判生成一种新型权利。鉴于其权利结构具有融合性,能够有效融入我国《物权法》体系,故当以私法意义上的用益物权属性为权利基础,形成以《物权法》为核心的权利架构,明确居住权的主体与客体、权利与义务、变动与终止,以保障其权利的可诉性与规范的可操作性,拓宽居住权保护的救济路径,以实现居住权的法律保护。     

英国1998年《人权法案》对尊重私人与家庭生活权利的保护及其借鉴

从英国1998年《人权法案》所规定的尊重私人与家庭生活的权利的保护来看,英国法院特别注重从私生活的权利、家庭生活的权利、通信的权利等方面对公民权利加以保护,但同时对尊重私人与家庭生活的权利也进行了合理的限制。在世界人权保障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探讨并借鉴英国1998年《人权法案》的有关规定对我国人权保障及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逻辑前提之重构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渊源于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原则,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观念所有权发展的产物,其逻辑前提乃是占有表征本权。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观念所有权得到的进一步巩固,使得占有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现象日益普遍化,从而导致占有难以表征权利,这就使得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基础产生了动摇。占有表征本权背后的隐喻为占有人对占有物的处分通常为有权处分,并基于现代民法对处分权和法律上人的本质的重新认识,现代社会中占有表征本权背后的隐喻仍然成立,从而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重获其内在合理性和存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