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

在安全体簇生的东亚地区,并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在复合型的东亚安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还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性建构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的层面。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再加上地区范围内大国间的结构性对抗和潜在冲突,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必然。东亚目前不具备建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     

东亚-北美经济失衡与再平衡分析

本文从国别结构和产品结构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北美经济失衡的变化,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是其对外产业转移的结果,东亚地区贸易顺差与日俱增是其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果。其中,东亚内部再次产业转移导致中国顺差迅速膨胀。为了实现东亚—北美经济再平衡,美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扩大出口,控制过度的信贷消费,并对美元采取更加负责的政策;东亚地区需要努力实现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产业调整与升级,并把产业链向其他地区延伸。     

论税权二元结构及其价值逻辑

目前学界关于税权概念存在着一些争拗,而税收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入和运用,有助于对税权内涵及其本质的深层解构。显然,税权作为国家税权力与纳税人税权利的统摄,并非仅仅是一种语义上的概括,而是税权力与税权利互为债权债务关系表里的必然,其主体不仅包括行使税权力的国家,还包括授权国家行使税权力的纳税人,而且始终以保障纳税人权利的良好实现为依归。本文试图运用税收债权债务论和社会契约论来分析税权的概念和内涵,澄清税权的外观结构与内在本质,进而揭示宪政语境下税权结构生成的价值逻辑。     

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的帕累托改进条件分析

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的弊端及改革滞后的主要原因和存在问题,提出了"职业养老金替代退休金和对接国民基础养老金"的二元结构事业单位养老金方案;利用世代交替模型,求出这一制度安排相对于原有的退休金制度,实现"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待遇不降低,我国整体养老金制度得到改善,财政养老金负担趋于下降"这一"帕累托改进"目标的条件;分析了该二元结构养老金方案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及这一方案在推进国民基础养老金改革、促进职业养老金和养老金市场的发展、完善养老金个人账户和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分析了方案实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并通过仿真分析验证了本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论民事证据排除程序的结构

证据排除程序的结构,是指排除程序中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本文以证据排除程序是否独立于证明力评价程序及本案诉讼程序为线索,对两大法系证据排除程序的具体阶段构造进行了考察。按照当事人权利与法院权力的关系,可以将证据排除程序的横向结构分为行政程序结构、非讼结构与诉讼结构。这三种结构的正当性依次增强而效率性依次减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置。     

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公共治理结构影响利害相关者的公民资格、协商合作的有效性以及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是公共治理的首要主题。公共治理基本结构是由利害相关的普通公民、专业人士、职业公务人员、政治领导组成的四位一体的模型,遵循着共和主义政体"混合"与"均衡"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结构,需要党与政府各司其职,政府承担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和执行者的责任。     

从二元结构到一体化发展：理论评析、思路转换和实现路径

实现中国城乡发展由二元结构向一体化发展的转换,必须深入研究造成这一结果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空间主义和新发展观等理论流派对该问题的探讨从不同层面上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角度。中国从二元结构到一体化发展的特殊历程,决定了中国不能将农业和农村当作工业化的一个工具,而是必须全面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城市与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山东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山东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协调优化。本文在对山东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山东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集群竞争力不强、济南市产业集聚和辐射能力不够强以及经济圈内各市产业有效整合难度比较大四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还给出了优化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产业结构的对策建议。     

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重塑

合理构建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欲使这三种权力形成合理关系,需要根据审判权运行存在的问题,在客观评价法院科层化组织结构与法院内部复合化权力构造以及院、庭长职权配置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严格区分法院组织的行政逻辑与司法逻辑,进一步明确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定位,完善其职权范围与行权程序,并构建审判权反向制约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相关机制。唯有如此,才可能构建出合理的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