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的诈骗罪与不当得利的界分

刑民分界是近年来我国法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实践中，多数案件都可以明确地界定为刑事案件或者民事案件。但是，对于那些处于刑事和民事边缘“模糊地带”的案件应当如何处理，是司法机关面临的一个难题。     

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刑法理论中的正当防卫是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指外表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但实际上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行为。但是,正当防卫有限度如何掌握,怎样才能使防卫人及司法机关做到和判定其行为确实。“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还会对国家和人民有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为此,笔者试就正当防卫的构成,防卫行为由量变到质变为防卫过当及二者的区分界限作如下阐述：     

刑罚权的边界:犯罪的定义与被定义的犯罪——对新一轮犯罪定义争鸣的基本态度

刑罚应处罚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属于刑事政策的话题。坚持现行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还是将治安违法行为和部分行政处罚行为一并归入刑法中的犯罪当中,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将何种行为定位为犯罪,实际上涉及到刑罚权的边界问题,而刑罚权的运作受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法治模型选择、公权力制约以及法治的适宜性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无论从分权的角度,还是基于法治的判断,乃至文化、国情等维度进行衡量,现行刑法对犯罪定义的基础性界定,仍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论澳巴海洋边界划分方法之特色及其对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之借鉴意义

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制度产生以来,相邻或相向沿海国的海域划界特别是其彼此的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与大陆架应统一还是分别划界问题之重要性日益凸显。独具特色的澳巴海域划界条约采用的划界方法,对中日关于东海海域划界冲突立场之协调富有借鉴意义,在东海中日争议海域,可以通过就大陆架和上覆水域分别划定界线并设立适当联合开发区来解决争端。     

对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法律制度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原因及其对环境的危害 ,叙述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法律框架 ,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进而相应地从完善法律体系、负担加诸出口国、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等方面提出了对策。     

监视居住下侦查权边界的研究

在监视居住措施下,侦查机关的管辖权、侦查权、讯问权、监视权应当得到有效规范,其权力边界应当得到明晰。这不仅有效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且让侦查机关在监视居住期间的侦查行为能够有法可依,依法有据,认清侦查权力与滥用职权的边界,从而避免侦查机关滥用职权的风险,克服刑讯逼供的隐患,洗刷非法拘禁的嫌疑,减少国家赔偿的损失,真正体现侦查机关作为人民卫士的神圣使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优越性。     

监狱和学校:基于福柯规训社会理论的比较研究

规训权力是介于法律规制和道德规制之间的微观权力,是维持现代社会秩序的特殊机制.现代监狱和学校通过规训机制完成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目标,两者在建筑、规训权力作用点、惩罚权力和规训机制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     

“善良的“还是“无害的“——诺齐克政治哲学中的道德约束

在古代社会,“善良的“是国家对个人的要求.洛克在反对中世纪教会专制和绝对君主论的基础上提出:自由人在契约的基础上建立或废黜政府是合理的,因此,国家对个人的要求是受到大多数人对国家的要求限制的.诺齐克在洛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的自由只有在自然权利的道德边际约束下产生的国家中才能得到保障,只有国家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无害,才能确保个人对他人的无害.因此,国家对自由人的要求只能是“无害的“而不是“善良的“,“善良的“只能是个人对自己生活的道德要求.诺齐克没能解决当一个人无法保障自己的自然权利时,国家如何保障其自然权利的问题.只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道德边际约束递减律,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Squaring the Virtuous Circle: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Five Cs’

During his May 2014 visit to Australia Pascal Lamy,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rged ‘public institutions,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businesses’ to forge ‘creative coali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engaging constructively and positively with the complex problems standing in the way of achiev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Lamy's visit was but the first of several occasions during 2014 in which intense public discussion erupted about the need for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civil society to pool their capacities in boundary‐spanning efforts to address complex policy problem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public discussion portends a heightened policy focus on the ‘five Cs’: co‐production, co‐desig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llective impact, and Lamy's creative coalitions.     

行政权的边界意识及其法律培植研究

行政权边界意识以哲学上的意识和边界意识为认识前提,以行政权本身为成立和运行载体,由行政权的执行者在头脑中形成与刻意.行政权边界意识的主要范畴主要包括：行政权与公民权的边界意识、行政权与共同公权力的边界意识、行政权的时空边界意识、行政责任与社会责任的边界意识.行政权边界意识的观念提升,宪法、法律以及判例对行政权与公民权边界的明确,公民权利意识对行政权边界意识的反致作用,是行政权与公民权边界意识的法律培植.而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边界意识以各自的权限为基本意识架构,在责任上,禁止行政责任之社会责任化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