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原理

物质交换原理和信息论分析是侦查学的重要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各有重大的局限与不足。本文在分别检讨这两大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原理的构想,剖析了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必然性、内涵、构成及模型,并简单阐述了该理论的现实意义。     

涉外刑事案件处置之司法困境及对策探略

我国涉外刑事案件处置存在着处置依据变异,中外公民法律地位不平等,成本与效益失衡及国际警务合作脆弱等困境。摆脱困境的主要对策是强化法治观念,依法处置涉外刑事案件;不断完善我国涉外刑事案件处置法律体系及机制;夯实国际警务合作基础,大力加强国际警务合作。     

论跨国公司破产中债权人利益的公平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趋势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对跨国公司破产中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公平保护的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由于跨国公司内外部关系及其责任承担的特殊性 ,从而需要对破产债权人采取特殊的救济措施 ,这样 ,从属求偿、揭开公司面纱以及实体合并等救济理论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另外 ,在跨国公司破产的域外效力方面 ,因普遍性原则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且更能体现对债权人利益的公平保护 ,应该引起理论界更多的关注     

比例原则与监听刍议--兼论监听立法之完善

监听是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在实践中已为侦查机关广泛采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之做出规制,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迫切需要立法予以完善.比例原则在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其公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价值所在就是保障人权、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比例原则与监听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她可以作为设计监听立法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标准,以此防止国家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守正、发展与创新:“十四五”时期医疗保障的完善思路

人口结构、就业形态、新时代的健康政策与脱贫攻坚任务、技术发展等宏观环境,为“十四五”时期医疗保障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立足“十一五”到“十三五”医疗保障从无到有、从制度全民覆盖到实践全民覆盖、待遇水平持续提升、各项机制跨越式发展等发展脉络,“十四五”时期医疗保障的发展思路应定位于守正、发展与创新。第一,坚守公平共享与切实保障的发展理念;第二,回应健康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医保制度现状,在待遇保障、筹资机制、支付方式、基金监管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第三,直面新形势的新挑战,在新业态人员参保、大病保障、医疗保障与公共卫生资金统筹衔接等方面实现创新与突破。目标是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一个全民享有、公平适度、法治规范、高效便捷、协同联动的医疗保障制度。     

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刑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贯穿于各种刑法解释过程之中，指导和制约全部刑法解释活动，并体现着刑法基本精神的准则。刑法解释的原则应当为合法性、合理性与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实质正当性的要求，技术导向性原则是指甄别比较根据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以何种解释结论为妥当，它是为了满足为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中立的桥梁和媒介而被提出的。以“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为例，可对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进行分析。     

永嘉学视野中的理体学与心体学——项乔的理气心性论

项乔体会“四书五经”之言，就是体悟圣贤的心学，进而融通义理。他认为，阳明发朱熹之所未发，“致良知”是其独创之见。良知作为天理而主于虚，虚能容物，推致良知于事物。虚实一源，显微无间。项乔的“致良知”“求放心”之学，是在圆融孟子、《中庸》和阳明心体学，并融通朱熹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独创见解，进而探索理气和道器的关系。项乔融突和合程朱理体学与陆王心体学旨在归本圣贤经典的理想人格，高扬随事在物即行的德性，终成心体学的事功学。     

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作原理及实践完善——兼论捕权上提的影响及应对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推行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刑事诉讼“互相配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捕权上提改革开展后,给该机制的运作带来诸如办案时间紧张、不捕率上升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捕权上提,整合控诉犯罪资源、采取措施,完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     

日本《部分工时劳动法》的修正——以均等待遇原则为中心

日本部分工时劳动发展当中,差别待遇问题日益突出。在日本社会特殊的雇佣体制下,同工同酬原则一直不被认可,禁止差别待遇缺乏法源依据。2007年《部分工时劳动法》作出重大修正,最大的亮点是有限度的导入了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均等待遇原则,对满足一定条件的劳工给予同工同酬保护。中国非全日制用工发展中差别待遇问题同样突出,日本修法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及改革

我国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上采用了结合式,但是该种方式导致了受案范围过于狭窄而且模糊混乱等问题。在改革行政诉讼受案确定方式的过程中,应当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出发,实行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