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改造思考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劳动法确立的一项重要程序制度,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机制之一。但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模式却颇遭诟病,新颁布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立的相关制度也存在缺陷,所以,需要进行制度重构：一是应坚持平等公正、成本合理化、有效化解矛盾与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争议处理价值取向;二是处理个人争议与集体争议、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侵权争议与合同争议应适用不同方式;三是取消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坚持＂三方原则＂,转移调解重心,实行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调解制度;四是淡化劳动争议仲裁的行政属性以增强民间性,简化仲裁程序以提高争议处理效率,裁审实现分离,正确发挥仲裁功能;五是改造劳动争议审判组织及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机制,合理确定劳动争议诉讼的主管范围,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时应遵循一定程序法规范,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正确与公正,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藉由程序的规定,使人民在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得以参与、表达意见与沟通,进而确保人民程序与实体上权益,并增进人民的信赖。因此,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具有确保依法行政、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及增进人民对行政机关信赖的功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于2001年1月1日实施,在该法的引导下,各行政机关已经在许多行政程序单元上有常态性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化政府或整合政府公报等配套制度的建制,也提供行政程序法实施的配套条件。研究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当时的立法争议问题,对于大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际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争端及其解决——以新加坡丰益集团印尼棕榈油项目案为例

如何避免和解决国际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争端,现已成为各国政府、投资方、项目所在地的当地社群以及国际组织等各方密切关注的问题。2007年新加坡丰益集团印尼棕榈油项目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审查该案的是世界银行合规顾问/监察专署(CAO)。CAO允许可能受到项目直接影响的个人、社群或非政府组织就项目产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提出申诉。国际金融公司(IFC)的履行标准是CAO裁决的重要准据,而非政府组织的一些理念和准则也可能成为争端解决的依据。这使得私方在争端的进程和争端解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投资东道国政府应考虑对相关的国内法规适时进行修改完善,同时关注非政府组织的动向,以免在争端发生时陷入被动。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分析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行改变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期间的法律关系主体结构,政府作为征收一方直接与被征收人发生法律联系。该条例第25条所规定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宜认定为行政合同,该条第2款有关规定实质上设立了一种新的行政合同履行纠纷的解决方式。不过,该条规定的实施受到了现行《行政诉讼法》的限制。新的行政合同履行纠纷解决方式是否真正建立,有待进一步论证。     

简易判决的本土化探索——简易程序改革的另一种进路研究

在诉讼案件与日俱增而司法资源有限的国情下,传统的诉讼模式已无法完全满足繁简案件分流审理的需求,简易程序不简易的现实制约着当事人和法院简便快速处理简单案件的迫切要求。基层法院审判实践中存在事实无争议的案件,增设简易判决改变传统的审理方式,把这部分事实无争议案件过滤于庭审之外,进一步细化简单案件的程序再分流,可为简易程序改革提供一种全新的进路和方向。     

审前程序的独立建构--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视角

传统的审前程序是为庭审作准备而存在的,其功能因此而受到限制.本文提出审前程序的独立和自治应当成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方向和目标,并分析了其具体内涵,以及审前程序与诉答程序、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的关系,并建议审前程序的法官与庭审法官应采用合一制.     

劳动人事仲裁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鉴于目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与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某些案件受理范围发生意见分歧以及同一案件既涉及劳动（人事）争议又涉及民事纠纷应由哪一部门受理等受理案件范围、交叉案件的受理、申请仲裁时效、举证责任、处理争议程序等劳动人事仲裁立法尚无规定或认识不一,应研究确定划分受理案件范围的标准、交叉案件受理的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和完善处理程序,以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监督行政对权利的影响——以《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基础的解释学展开

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脱离诉讼请求的合法性审查,理论上无法构建体系化的诉讼模式,实务上也充斥着程序空转的“陪跑”悖论。昔时掺杂浓厚司法与行政两权对抗的司法审查技术,可以尝试以请求权基础来构建一套较为统一与温和的行政诉讼法体系,即对以《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起始的诉讼目的进行全新的解释学阐微。相对弱化而非否定合法性审查作为诉讼要件的地位,将诉讼请求作为一独立的诉讼标的予以分析,可消解监督行政异化为权力衡平之术的质变,亦定分止争而尘埃落定。与第1条休戚相关的第2条与第12条也应做出相应解读,前述两条中的“认为”句式表征了此处应一致解释为原告的诉讼理由,或者是第49条所指明的拥有具体诉讼请求的表现。而第6条可限缩解释为与诉讼请求有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诉讼请求框定了案件审理范围,是诉讼类型化的依据,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根源于此、受制于此,而不是来自监督行政的需要。以请求权基础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模式可容纳司法审查的裁判模式来直面争议,促进实现案结事了的诉讼新格局。     

关于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面对当前我国纠纷和矛盾激化的现实,必须在充分认识到纠纷的不可避免性和适度纠纷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努力使所有的社会纠纷和矛盾都有正式的解决途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符合基本要求和标准,并贯彻司法最终原则,同时重视协商、调解方法。     

美国ADR对中国纠纷解决资源利用的启示

纠纷解决资源的利用效率直接决定了纠纷解决效率的高低。在我国 ,由于纠纷解决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致使大量纠纷无法得到及时有效解决。与此相反 ,美国在类似的“诉讼大爆炸”的压力下 ,却通过大力发展ADR ,成功地缓解了法院压力 ,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分析美国ADR的兴起原因 ,探讨其发展中暴露的不足 ,将对我国纠纷解决资源的利用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