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核扩散的两大难题——以印关核关系为例

全球核不扩散面临着困境,国际社会在目标上的不确定性和体制上的低效性是当今世界核不扩散面临的难题,而各国利益的不一致是其根本原因,它也使这一国际行动的未来充满变数。美国与印度在核关系上的变化以及近年来热议的核合作,也无法回避这些难题。     

对大学生公关礼仪教育的思考

在人际交往中,礼仪往往是衡量一个人文明程度的准绳。它不仅反映着一个人的交际技巧与应变能力,而且还反映着一个人的气质风度、阅历见识、道德情操、精神风貌。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生力军,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坚定力量,作为当代的大学生,除了要掌握必须的科学文化知识外,必须懂得一定的公关社交礼仪。本文从公共关系学等角度来讨论了大学生的公关礼仪教育,通过社交礼仪教育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礼仪修养,培养大学生应对酬答的实际能力,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具备基本的文明素养。     

苏联农村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1921-1929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为了加强在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基础,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这些措施逐渐改变了苏联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农村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改变,使农村青年产生了强烈的改变生活现状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新经济政策范围内无法得到满足,在农村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变革的要求。斯大林的大转变为急于改变生活现状的农村青年提供了机会,他们因此成为结束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支持者。     

"9·30事件"与约翰逊政府的印尼政策

1965年“9·30事件”前后,约翰逊政府通过培植与以陆军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以及军人政权的特殊关系力图影响乃至操纵印尼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走向,从而深刻地介入印尼的内部事务。对印尼陆军的政策构成了美国印尼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警察公共关系建设角度看“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的作用

警察公共关系目的在于树立公安机关良好形象,赢得公众对警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调动公众参与社会治安防范的积极性。＂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作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在新时期的一个探索性的实践活动,其对警察公共关系今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说辞替代“一中原则”可行性之探讨

大陆方面与台北当局固然在宪政与法理上均主张两岸之间只有一个国家的存在，但是台北在过去十多年始终对北京所提出的“一中原则”感到顾虑重重。未来双方展开政治接触之时，大陆可不可以避免使用台湾方面感到困扰的“一中原则”，与台北共同使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这一概念，以体现双方的有重叠与契合的精神与立场？从两岸双方发表过的重要文件与谈话，以及双方学界论辩的结果，证明用“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说辞作为双方都便于接受的“一中原则”表述的替代性方案，在理论上应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双方更容易在政治上达成共识。     

“社会关系”:把握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关键范畴

既有的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研究缺少历时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相统一的探讨,导致此种现状出现的原因在于贯通整合马克思各理论的中轴性概念的缺位。以"社会关系"概念为中心范畴对马克思各理论的形成、丰富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可以在纵向维度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维度的理论互动中展示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联结和统一。在马克思那里,从唯物主义的艰难转向到科学世界观的巍然创立、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到资本逻辑的全面解构、从社会主义的深层基础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乃至此三者的耦合,"社会关系"都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立足"社会关系"概念把握马克思三大理论的生发过程及其内在关联,对揭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初始构境、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和平崛起与新时期对外关系--访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柯伟林教授?

美国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柯伟林教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梦、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新时期对外关系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柯伟林认为，中国经济一直是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向前发展，中国的地理位置可以让它经济上和平崛起，未来中国经济能够引领全球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立足于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础之上。就地缘政治而言，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史上最有利的战略地位，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在一些重要领域要坚持合作。     

From Mosaic to Ebru: Conviviality in Multi-ethnic,Multi-faith Burgazadası, Istanbul

This paper provides an understanding of changing diversity in Burgazadas? within the post-Ottoman, homogenising context of Turkey. It critiques conceptualisations of ‘culture as difference’ within the multiculturalism discourse in Europe and of coexistence as the reduction of differences and identities to pre-existing categories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Instead, it presents post-Ottoman conviviality as a lived practice and grassroots representation of recognised and unrecognised diversities by contextualising the production of differences and changing discourses of pluralism.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groups can come to share similar values based on longstanding attachment to place and everyday practices, thereby representing themselves, in this case, as ‘Burgazl?’.     

论警察公共关系的制度基础

建设警察公共关系对于公安工作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要促进警察公共关系的长期发展,必须构筑起保障其持续改进的制度基础,即继续深化公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科学合理地建设与完善公安执法服务承诺制度;加快推进警务公开制度;树立能力本位的管理理念,建立公安队伍管理长效机制;真正确立“执法为民”思想,建立人权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