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公共政策:学科建设与教学实践

本文尝试论证建设"涉外公共政策"这一交叉学科的必要性,并认为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两门学科可以互为新的发展支撑.     

个体主义、政治精英与国际关系

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人格化的视角观察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行为、探寻国际冲突的根源,成为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切入点.现代意义上微观层面的国际关系研究十分注重个体的认知能力,强调政治领袖和决策精英的外交理念、才能、素质以及外交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应变能力在国际关系演变中的特殊作用.因此,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综合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进一步理解政治精英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分析视角.     

初级关系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

初级关系是初级群体内成员间基于血缘、姻亲和邻里等形成的人际关系.在初级关系密切的传统社会里,许多民间纠纷,都是借助初级关系来解决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导致了初级关系的弱化和功能的转移,进而对民间纠纷的解决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处理苏伊士运河战争危机的经验及其对奥巴马政府的启示

1956年10月,以色列在美国总统大选前8天,不顾艾森豪威尔政府预先劝诫,在英、法两国幕后策划下,对埃及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艾森豪威尔总统为此采取一系列行动,如诉诸联合国、启动对以经济制裁、甚至威胁驱逐其出联合国,最终实现被他称之为"侵略者"的三方无条件停火撤退。艾森豪威尔成功的范例给2012年面临同样难题的奥巴马提供了一些历史经验:美国的外交不能被一个小盟国所捆绑,即便他们曾是美国的"铁杆"朋友。美国只有坚持公正、理性与原则,且在冲突中支持受害者,才能最大程度上维护美国的利益与形象,并最终使美国成为中东最具有决定性的外部力量。     

浅论当代非洲华商的现状、特点和机遇

当代非洲华商以民间企业和小商人为市场主体,主要从事餐饮、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地产等行业。他们利用地缘和业缘的认同和优势,形成了同乡社会网络,并在面临多重挑战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当代非洲华商在中非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帮助非洲提升经济发展能力;大陆华商企业成为中非贸易的主体;民营企业开拓非洲市场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机遇;非洲华商在帮助民营企业落地非洲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还间接承担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华商精神有助于促进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非洲作为极具潜力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场所,中非双方都在改善营商环境。非洲华商网络在新时代发生了深刻变化,非洲互联网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电子商务的普及等新趋势为华商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关于公安机关内部公共关系的思考

积极开展内部公关活动是当前加强公安机关建设和队伍管理的基本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主动有效地开展内部公关活动,使管理人员与内部公众之间建立起协调、融洽的关系,以增强公安机关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新时期公安工作目标的实现。     

美国在台“特殊利益”的建构

美国在台湾的"特殊利益"--无论是战略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心理方面的相互认同,都在深刻地影响着美台关系的演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美国在台"特殊利益"的建构力量主要包括三大方面台湾对美国尤其是美国国会的游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外部信息的输入;美国国内"台湾帮"、或者说"蓝军"的努力,揭示着外部信息内化的过程;思想库与大众媒体的作用,由此外部信息得以普及化.尽管作为输出的美国对华政策带有强烈的美国在台"特殊利益"色彩,但这一建构起来的幻象不仅逐渐遭到"台独"自身的侵蚀,而且因为中国大陆自身的强大而不断得到化解.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     

试论台湾与东南亚关系的现实基础、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

台湾和东南亚的关系与两岸关系及大陆-台湾-东南亚国家三方关系的互动有着密切联系.随着大陆实力的增强,因两岸关系对立而产生的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在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选择的政治难题已经消失,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先导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更从客观上弱化了台湾单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政策效应.由于以"东盟+n"方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导致两岸关系的恶化和多方关系的复杂化,因此,台湾直接参与已经开始实施的"东盟+中国"合作框架将更有利于台湾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各方关系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