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启示：论我国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

建国初期我国于1952年至1953年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司法改革，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对国民党政权下旧的司法体制、思想与人员进行了彻底改造，在司法原则、司法制度乃至司法机构的设置与运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董必武是这次司法改革运动的主导者之一，他因此也成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先驱。     

侗族大歌知识产权保护探讨与法律保护分析

传统知识(TK)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新课题,在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体制下,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遭受不当侵害也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突出问题。作为“传统知识”的侗族大歌由于没有有效法律机制的保护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不当的侵害。本文提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侗族大歌知识产权保护当务之急应在署名权、改编权、演唱权、演唱者权、传播权、经济利益分享权等几个方面来进行立法保护。     

侗族大歌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及其嬗变与保护

本文运用生态学理念对侗族大歌赖以产生的环境、嬗变与保护进行了实证的分析与研究。我们认为,侗族大歌的产生和传承与其自然的和人文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生态环境的变化诸如语言的改变、传承的断裂和传承载体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发大歌的历史嬗变和濒临失传的危险。据此,作者从用生态保护的理念、对大歌进课堂的再认识和定位、培养专业创作人员和大歌名人、构建大歌文化产业机构等方面,提出了对侗族大歌进行保护的思路与视角。     

海南黎峒与相关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

峒是黎人社会的基本组织,在黎人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黎峒与合亩、村庄、峒、世家大族和封建政府等相关社会组织关系进行研究,以便全方位地了解黎峒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     

浅析董其昌的"南北宗论"

要对“南北宗论”做出正确的评价,首先应该对其产生的理论基础、思想内容等进行客观全面的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把握“南北宗论”发展的脉络,从而给“南北宗论”一个较为客观而真实的历史定位。     

董必武的司法权威观

董必武强调,维护法律与司法权威,是加强国家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树立司法的社会公信力,缺乏公信力的司法,必然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切实加强审判监督和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必要的内部与外部监督机制;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正确处理有错必纠与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关系,既高度重视涉法信访工作,又要维护司法审判活动的严肃性;要维护司法权威,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司法权。     

黔桂侗族习惯法的变迁——以“款约法”为例

"款约法"是侗族地区侗款组织制定的规章约法的款词,是维护各款区的社会秩序的共同规约。"款约法"对于侗族来说就是法律,它从保护自己本民族利益的原则出发,通过"立法"——即盟款的手段制订了族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规范,用以维护本民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款约法"在侗族地区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在今天还有影响。因此,研究侗族"款约法"的历史地位、作用及启示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多元思想背景下的伦理法制--兼议东晋南朝法律思想的时代特点

东晋南朝时期,玄学成为当时具有时代特色的主流学术和政治思潮.但此时的思想界又呈多元化局面,玄、儒、佛、道各家思想对意识形态及政治领域各个层次的影响和作用并不相同.在统治者治国的实际指导思想方面,儒家学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江左君臣们仍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立论的出发点,还表现在儒家思想对当时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司法者主张情、理、法结合,提出了符合伦理人情的原则和方法.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封建法律伦理化进入新的阶段.     

侗族大歌的符号学解读

根据符号学理论,音乐是一种特定社会以及文化的符号,音乐符号形式成为人类认知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意向。侗族大歌作为音乐形式是一种原声态符号,在侗族的社会生活中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它不仅是音乐、语言和生态环境符号的结合体,也是侗族文化、历史、生态、社会规约、道德准则等的载体,是侗族社会不可缺少的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民族符号。     

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复合式合成词比较

汉语绝大多数修饰式词是偏正型的。大多数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形容词性语素在中心语素后。汉语、藏缅语“名语素 +名语素”构成的修饰式复合词一般是修饰性语素在前 ,侗台语和苗瑶语部分语言名语素构成的修饰式复合词是修饰性语素在后。有的语言修饰式复合词有偏正型 ,也有正偏型的。支配式的复合词构词差异与这些语言主要语序有关。一般有补充式词的语言是有补语的语言 ,但有补语的语言不一定有补充式词。假设补语产生于补充式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