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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系统论述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并对国家的司法权进行了定位,那就是辅助德教的实施并对德教加以保障;另外,司法权本身也必须受道德的制约,行使司法权力者必须有良好的道德自律能力,如此才能防止司法权变成一种盲目的非理性力量。董仲舒推崇的司法原则是"原心论罪",该原则的实质在于将道德引入司法审判。从整体上看,"原心论罪"这一原则带有一定的人道倾向,是对当时酷吏暴虐司法的一种抑制。从董仲舒司法思想的价值取向看,他强调司法活动必须符合"仁道",应当以"泛爱群生"为基本目标;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应该明白"德生于和,威生于平"的道理,坚持"以中和理天下"的施政方针,注重司法公平、道德教化,从而实现"世治而民和"的理想社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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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刘国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25(2):57-62
在儒家德治、礼治思想的反思和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中,董仲舒阐释了其德治思想。其德治思想的突出内容有三:其一,执政者要有德,有德是内在德性和外在德行的内外合一;执政者有德不仅能成为人民的楷模,而且是实行合理政治行为的根据。其二,执政者以仁义礼乐教化人民,唤醒和培养他们内在的仁义之质,人民自然应礼、中道,由他律的道德提升为自律的道德。其三,董仲舒为儒家的德治政治建立了天道的神圣根据,从而加强了执政者实行德治政治的责任感。 相似文献
23.
李天雪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8(3):31-33
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董仲舒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提出以政治统一为目的、思想统一为手段的“大一统”思想,并通过加强封建王权,利用国家力量达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统一了思想,从而将中国统一国家的发展同中华民族的发展置于同一轨道。强大的统一国家政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保障,同时日益增强的民族凝聚力,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保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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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大仁 《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0,(4):30-34
黔湘桂毗邻侗族地区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现代因子+犁耕的社会主义文明阶段。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劳动生产率低下等等。这是侗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必须确认的现实基础。我们必须在这个现实基础与资源禀赋的结合中找到侗族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山区综合现代化。 相似文献
25.
加强粤港警察院校在警务技能与战术教学训练方面的研究,对粤港警察警务技能与战术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训练方法、教官队伍建设等方面加以比较,可以学习香港警察在警务技能战术教学训练方面先进的经验和做法,以促进广东警察在警务技能战术方面的发展。 相似文献
26.
问题与路径:中国社区矫正前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颜九红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7,51(1):14-19
社区矫正被称为刑事执行领域的革命性创新。但中国固有的刑罚制度,使创新性的社区矫正,发展起来后劲不足。有鉴于此,论文对社区矫正与社区的关系进行了廓清,对社区矫正对象仅限于具有本地户籍犯罪人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并认为社区矫正内容迫切需要充实与革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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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阿祥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3):139-144
东晋南朝时期 ,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 ,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东晋南朝境内 ,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 ,从实质上讲 ,东晋南朝特别是其中的东晋、宋、齐、梁 ,是移民政权 ;其次 ,丰富了南方文化的内涵 ,提升了南方文化的层次 ;再次 ,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开发 相似文献
28.
任瑞羾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3):60-64
侗族大歌自从被专业音乐人士发现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它在世界民族民间音乐领域中那不平凡的影响和地位。伴随着侗族大歌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光辉历程,它的存在与发展不断受到来自外界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使其难以逃避文化变迁的宿命。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从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出发,去感思它的未来和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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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歌舞旅游产品管理模型初探--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为例 总被引:7,自引:0,他引:7
民族歌舞旅游产品是少数民族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歌舞旅游产品开发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旅游产品的质量.本文以黔东南苗族侗族歌舞旅游产品开发和管理为例,从满足游客对少教民族歌舞旅游产品的需求,以及旅游对少数民族歌舞产品的影响控制两个方面着手,以"真实性"为切入点,总结民族歌舞旅游产品开发的特点,并建立少数民族歌舞旅游产品管理模型,希望这个管理模型对少数民族歌舞旅游产品可持续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相似文献
30.
侗族传统人工营林业的社会组织运行分析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侗族人工营林业兴起于明代 ,清代已具规模。侗族人工营林业的兴起发展与其固有的社会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村社家族共有山林制是侗族传统人工营林业的基础 ,其血缘、地缘与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侗族传递模式是人工营林业得以长期运行的机制 ,外部社会环境也为构筑侗族人工营林业提供了发展契机 ,从而使侗族社会形成其特有的经济生活方式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