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限制债务人高消费的法理基础及其制度完善

限制债务人高消费的实质是限制债务人的财产处分权，体现了“债务人所有的财产是全体债权人所有债权的总担保”的民法原则的要求，符合民事执行的权力性、强制性、执行标的所有权权能与所有权的分离性等程序法理，是防止债务人财产不当减少、维护国家法律制度权威性以及养成社会诚信意识的必然要求。为了充分发挥限制高消费制度的应有功能，确保其实践适应性，应当将限制债务人高消费普适化并构建完善的、可操作的监管机制和制裁机制，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形成完善的限制债务人高消费制度。     

符号:祛魅、异化与批判——工具主义思维模式下的意识形态镜像

当作为意识形态的符号话语以一种特殊的景观流连于现代性的温床之上,意义的死亡、主体的虚无变得凌乱而令人困惑。冰冷的符号背后是鲜活的社会关系、交织的利益纽带、现实的权力冲动,符号价值超越、操纵了一切现实交换。拨开符号神圣的外衣,我们看到的是商品拜物教下的符号崇拜与消费异化,是现实的人的生产消费关联,是工具主义思维模式下的意识形态镜像。     

杜亚泉的“奢俭观”论析

杜亚泉"奢俭观"的核心内容是倡导"节俭"。首先,"节俭"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促进作用;其次,奢、俭之判定应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及消费所产生的影响;"节俭"并不等于悭吝;第三,根据国情,中国仍需秉持"节俭主义"。杜亚泉倡导的"节俭",实质是理性消费。他强调消费要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与社会的发展需求;并结合近代中国实际,强调"节俭"对于经济发展与安全、政治清明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在消费旺盛、物欲横流的今天,倡导理性消费这一宝贵的思想遗产仍值得珍视。     

交往的教育实践观及其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合一”

作为教育活动中的实践哲学,教育实践哲学的研究立场、路径与其所持有的实践观是紧密联系的。基于交往的教育实践观的目的是要实现教育的内在价值,提倡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做到"教学合一"。这种教育实践观,既是对杜威的实践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又是对中国传统"知行观"束缚的突破。它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师生在以共同作用的客体为媒介的条件下,在持久的相互交往中进行心灵的沟通,从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实现教育的根本目标。     

法庭科学的真谛——重温林几教授《二十年来法医学之进步》

《二十年来法医学之进步》一文,是林几对法庭科学史、法庭科学内涵、范围、管理、教育、学术、立法及法庭科学人文、人格等的研究成果,是林几的教育思想及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文章揭示了法庭科学的真谛,对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对解决我国住房问题的启示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对解决我国住宅问题的指导价值和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根据住宅所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的商品特性,在全社会倡导＂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住宅消费新理念;二是建立和完善分层次的住宅供应体系,通过向社会提供多样化、差异性的住宅产品满足广大工薪阶层＂居者有其屋＂的消费需求;三是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要注意节制和限制资本;四是缩小城乡差距,合理分配各种优质资源。     

宁夏与西北四省区能源消费比较研究

随着宁夏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能源资源消耗持续增长,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环境压力加大,原有拼资源、拼消耗和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宁夏工业必须转型升级,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     

中国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需求实证分析

该文以2003-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为基础,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并借助于SPSS13.0统计软件对2002-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与纯收入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农村低收入户尚未满足基本需求,需要社会救济,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且农村居民在满足基本需求后,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比例在不断下降。     

文化消费与居民收入的敏感性关系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学者将西方消费函数理论应用于解释转型时期中国消费者的行为,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现阶段,居民消费存在着“过度敏感性”的特征.本文将西方消费理论应用于我国文化消费的研究中,利用我国2002-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确实存在“过度敏感性”的特征,且城镇居民的敏感系数高于农村居民.鉴于此,政府应该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培育文化消费主体以及统筹城乡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着手,促进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的提高.     

Getting Even: Forgiveness and its Limits,by Jeffrie G. Murphy

Staking out new territory in utopian thought and analysis, George Klosko's Jacobins and Utopians examines neither utopian theory nor the actual practice of political reform but what might rather be termed the “theory of practice.” Despite this innovation, the book remains underdeveloped, relying on some weak arguments and unexamined assumptions to support its central claim: that persuasion models of political reform are ineffective and that only state‐centered inculcation of virtue in the citizenry—which Klosko labels “educational realism”—is sufficient for radical change. By failing to consider the performative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ory might be a form of practice, Klosko misrepresents the effectiveness of persuasion models in order to champion his preferred alternative. Nevertheless, the book offers much that is of value beyond its initial distinction: there are fascinating accounts of major, and not‐so‐major, figures in the Jacobin and utopian tra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