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平台公司信用风险与地方政府信用失序——以法律为视角

法律冲突与制度扭曲环境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即具有结构性信用风险,而平台公司的信用风险与地方政府的信用具有相关性,其所具有的传导效应构成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风险、土地政策调整风险、银行系统风险、财政风险这样一条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信用风险链并或将成为推手。加强地方政府的信用治理,从财政体制上、法律制度上规范地方政府信用秩序是防范平台公司信用风险的根本手段。     

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政策价值评析——以国际私法为视角

我国外商投资政策主要体现为2001年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2007年的《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2010年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通过一宗典型涉澳案例导引出我国对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反思,继而对三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加以比较,并以稀土产业和机械工业为例分析了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意义.最后,从国际私法角度审视了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政策的价值.     

我国农业投资立法略论

现代化农业的建设离不开对农业科学持续大量的投入,加强农业投资立法,从法律层面明确各农业投资主体的权利义务,严格规范各投资主体的农业投资活动,为农业投资行为提供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投资立法应当以财政资金引导多元投入原则、保护各投资主体合法利益原则、农业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科学管理与有效监督原则为指导,在明确各农业投资主体法律地位的基础上构建以《农业法》为核心的农业投资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人力资本投资探析——基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视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民全面享有现代化成果的最重要途径。但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二次就业"困难等问题都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充分运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解决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人力资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投资银行诚信法律责任简析--以华尔街十大投资银行被罚为线索

投资银行对客户、投资者乃至整个社会承担一种特殊的诚信义务,这种义务集中表现在传统承销、经纪业务和证券研究咨询业务之间的利益冲突方面。违反这种诚信义务,投资银行要承担契约、侵权和诚信法律责任,受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制裁;加强对投资银行诚信义务和责任的监管是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证券、银行立法及司法的动向,对我国颇具借鉴意义。     

中国的环境管理思想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对长期统治中国环保工作的思想体系,即"环保靠政府"、环保工作要以"政府直接控制为主"提出了质疑,建议代之以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体系.     

国际投资法中的“国家安全”问题探究——以“Ralls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案”为视角

国际投资协定通过条约义务设定,促使投资东道国保护其境内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则以保护东道国利益为宗旨,并为国际投资协定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认可。"国家安全例外"在平衡国际投资者与投资东道国利益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该条款会为以保护东道国国家利益为名行投资歧视之实的行为提供"条约保护伞",对国际投资造成不合理限制。在国际投资协定由"重投资保护轻东道国保护"向"投资者与东道国兼顾"的转型中,我国拟在《外国投资法》中设置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的做法正逢其时,并与"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退出国际投资条约的呼声相呼应,将为投资东道国利益提供条约上的保护。但在国际投资协定尚未完成转型的时期,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国际投资时应兼顾考察所涉及的投资协定,以免国家承担可能发生的条约不履行的国际责任。     

论技术出资之客体

技术是一种无形资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在公司经营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愈突出,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定出资形式。但技术的无形性决定了技术出资与有形财产出资相比更具复杂性。由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粗陋,导致实践中技术投资关系普遍混乱。因此,规范技术出资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From Patrimonialism to Profit: The Changing Flow of Funds from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to China

ABSTRACT

Unlike the period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Malaysian Chinese no longer look towards China as a home they will ultimately return to. This is seen in the flow of funds to China from the Malaysian Chinese. Before the war the motivation was patrimonial. The funds were in the form of patriotic bonds and collections and remittances that went to the home provinces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mostly in Fujian and Guangdong. Since the 1990s the funds flow has mainly been in the form of investment meant for gaining profit. This motivation was no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business investors from other nations investing in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demonstrate this motivation in order to allay suspicions by indigenous Southeast Asians that the Chinese who live in Southeast Asia are diverting funds meant for Southeast Asia to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