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姻历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男权的复杂性

本文考察了1949年建国前中国男权家庭中,父权与夫权的交织作用对夫妇权力关系的影响。其基本方法是跳出性别分析方法的局限,将家庭男权制度置于父系继嗣的体系中去研究,从而揭示已婚妇女在代际和夫妻权力关系方面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婚姻历程。研究发现,在大家庭里,当父权起主导作用时,年轻夫妻均无权力,婆婆受父权的保护,受父权压迫最大的是家中儿媳。在"反哺"阶段,夫权往往用来保证男方的父母老有所养,而非完全满足男方的私利。夫妻之间,妻子通过生育子嗣和参与家庭事务逐步纳入父系体系,增强了丈夫对她们维系父系家庭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夫权对她们的约束。本文展示了至少在中国部分的父系继嗣家庭中,当夫权遇到父权时,性别与代际权力出现多重性,易变性和内争性,从而造成夫权时强时弱,时有时无,既同父权遥相呼应,又与其发生冲突。因此,中国传统男权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在一生中是变动不定的。中国妇女在父系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有放置于纵(父权)横(夫权)两个轴心当中,通观她们的全部生活历史才能完全展示出来。     

在德国并购企业的融资相关法律问题——以三一重工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中国企业在德国并购涉及诸多层面:法律问题、企业经营问题、合理避税和融资财务问题。上述问题互相交融,互相制约,其中选择何种融资渠道和方式、如何在德国法律框架下构建合理交易结构是核心。本文以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有限责任公司为例,试图还原并购细节,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融资技巧,探讨在德并购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其规避之道。     

论我国鉴定人屏蔽作证制度的法理基础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意见应经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一刚性规定促使鉴定人必须履行出庭作证义务,从而提高了鉴定意见证据效力对质证程序的依赖程度,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就格外重要.鉴定人屏蔽作证方式为这一问题的探寻提供了微观视角,我国已经存在证人屏蔽作证的司法实践,但是对于鉴定人屏蔽作证的正当性还存在争议,而这些争议实质上是鉴定人屏蔽作证与传统诉讼法原理的冲突与解决,具体反映在鉴定人屏蔽作证应当遵循的原则、程序设置、配套措施等方面.     

管制刀具在治安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管制刀具是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进行严格管制的危险物品种类之一.当前管制刀具治安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着法规不完善、管理要求与处罚条文不配套以及认定标准不足等问题.为此,应针对当前管制刀具治安管理中的新问题,及时制定新的管刺刀具管理条例,完善和修订其他相关法规,以有效促进管制刀具治安管理工作.     

论案例教学法在法律与电子法务教学中的实践

在法律与电子法务专业教学中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案例教学法正是最佳的选择。在选择案例方面所选案例应该是原始的、未经任何改变的材料,应具有结论的不确定性。在讲授分析案例时需注意掌握案例分析的一般方法,将法律、法理与案情相结合,注重案例讨论组织的规范性,注重培养学生使用电子网络数据库查找案例的能力。     

论语用学视域中的法律推理

语用学是从微观、语言的层面分析和把握法律推理的新视角。在语用学规范性视域中,法律推理是一种融合话语行为、命题行为和语用行为的交互言语行为。其中,"说者"与"听者"都是法律推理主体;达成合理共识是法律推理的目的和原动力;遵守合作原则是法律推理语言有效性的保证。语境通过语言选择的"装扮"来影响法律推理,是影响话语权分配、共识达成及合作原则遵守与否的关键因素。改善语境是发展法律推理的必由之路。     

警察权益保护的现实选择

警察维权是公民维权工作中对应的一个特殊群体,警察权益应包括警察行使权力和警察享受利益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法律加以规定和保护的,不容侵犯。但警察维权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人民警察权益保障缺位有诸多原因;有效保障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应从多方面着手。     

船舶压载水排放带来海洋生物入侵的法律监管——以船旗国监控为视角

船舶压载水排放的船旗国监控是防止压载水排放带来海洋外来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在指出船舶压载水排放带来海洋生物入侵的现状和危害的基础上,分析了船舶压载水排放船旗国监控的内涵和法理依据,探讨了船舶压载水排放的船旗国监控与港口国监控的关系及协调,提出了中国建立压载水船旗国监控的立法紧迫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模式思考

目前,我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存在着教学形式单一、考核评估方式单一化、职业道德的培养缺乏针时性等问题,急需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来克服这些不足,而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正好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了有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必须做好加强诊所教师培训等八个方面工作,才能真正改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之概念澄清——基于“给付”概念的中国法重释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在诉讼法上争议颇多。在探讨＂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前,应首先在民法上澄清＂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所指。我国民法对不当得利的理解受到德日的混合影响,但并未察觉德日对不当得利的理解路径是不同的。德国学说通过物权行为等理论构建,奠定了＂给付＂概念的基础,并进而明确了＂没有合法根据＂的所指。日本法基于自己的判例构建了与德国形似神异的不当得利学说,其＂给付＂及＂没有合法根据＂的所指与德国法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当得利的＂名不副实＂。我国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应继受日本异化的不当得利理论,应根据我国现有民法制度重释＂给付＂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所指,为其证明责任的确定奠定基础,也为其他诉讼法问题的解决奠定民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