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制度文明模式,德治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和法律理论中。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德治思想被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对维护统治起着重要作用。但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监管中的定位及法律规制——基于海关监管的视角

“区块链+”已经开始延伸到政府监管的应用场景,其有利于提升监管的整体效能。鉴于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监管中的定位及法律规制问题的复杂性,海关监管是合适的样本。区块链背景下我国海关监管存在交易主体虚拟化、交易过程无纸化以及交易信息中心化的问题。为此,需要客观冷静看待区块链技术在海关监管中的定位,它不仅仅是海关监管过程中的技术增量,也是优化海关监管流程的重要推手,更能够孵化实现海关监管核心目标的创新措施,但也存在着双刃剑的负面效应,应通过确定多维宽容的规制理念、拓展行业协会与企业为规制主体以及鼓励适用柔性规制方法来构建我国区块链海关监管的法律规制体系。同时,我国必须秉承国际视野,把向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完整的、带有普适性的区块链技术政府监管方案作为远期的重要目标。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     

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认知、反思与建构

当前基于秩序、利益、自由等表述的经济刑法法益学说在认知进路上存在问题,无法形成本体和功能自洽的法益观。应当承认集体法益的独立性,立足法益二元论对经济刑法法益进行本体重塑与功能展开。它勾连宪法,是保障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外部条件的统一体,也是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规范保护的客体。法益不是刑法独有的保护目标,仅根据法益标准难以有效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经济刑法的犯罪化应坚持保护适格的集体法益,同时更加注重合比例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补充与限制。经本体重塑的经济刑法法益兼具体系超越与体系内在功能,有助于在反思当下中国经济刑法立法与司法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刑法的立法理念与犯罪化标准,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与解释原理。     

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

所谓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即是理顺法的制定与执行之间的上下游关系,本质是权力等级序列问题,它与权力分立语境下机关之间的监督与制约关系并非一回事。所有的立法与行政权限分配方式都可以总结为分离型与下降型两种模型,其中分离型又可以细分为双重分离型、立法与行政分离型和立法分离型。"分离"意味着要么是限制下游,要么是限制上游。对学说、实务、规范三者进行彻底分析可以得知,我国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应当是一种立法分离型结构。立法权自身分离给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但这种分离是限制下游式,受到制约的是行政立法而不是法律;相反,行政权则是立法权的下降,既不应当存在自主行政行为,也不应当限制立法作具体措施。     

北宋后期关于西北蕃部的民族立法述略

北宋后期,政府实施向西北扩大辖区的积极边疆政策。面临诸多新的社会和民族问题,宋廷在开边拓土、扩大辖区、维护其新旧归附区的统治时,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防务和经营,并颁行了许多相关蕃部的法律法规,强调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族关系,治理边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对于边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蒙经贸关系现状及前景

目前,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中蒙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特别是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连创新高。中国是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今后还应完善法律环境,继续发挥两国的地缘优势和互补优势,重视环境保护,还要充分发挥内蒙古自治区在中蒙关系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此,保障两国经贸合作的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进而推动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     

网络虚拟财产纠纷及其法律规制

网络虚拟财产基于玩家与运营商之间的服务合同产生,具有债权属性;而它在特定范围内的对世性和直接支配性,又使之兼具物权属性。发生在玩家与运营商之间、玩家与玩家之间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日益增多。虽然我国对此类纠纷的法律规制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涉及,但在立法上至今仍是空白。因此,应当加强民事、刑事领域的相关立法,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刑事再生证据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再生证据的运用不仅有利于原生证据的收集和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何为刑事再生证据、其功用何在以及如何认识其法律地位和效力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立足于我国刑事司法的现状,澄清有关刑事再生证据的一些理论问题,完善相应的证据规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探析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乃是侵权损害中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对该因果关系的判定却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过程。这个悖论命题必然导致在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判定过程中出现偏差。我国应考虑采纳英美法系中因果关系的两分法,借鉴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对法律因果关系的界定方法,以便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因果关系认定模式,真正实现侵权法公平正义之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