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在苗族中的传播和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三足鼎立。作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儒、道、佛在苗族中的传播和影响是深刻的。它们是怎样传入到苗族地区的?它们给苗族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本文将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     

Cultivating Dialogue: From Fragmentation to Relationality in Conflict Interaction

This article builds on the tendency in recent decades in the field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to analyze conflict an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It surveys develop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that support the ongoing quest to explore the self in ADR fro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It then shows how the concept of dialogue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al foundations of dialogue. It also draw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rowing use of mindfulness practices in conflict settings and the practice of dialogue, suggesting that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practices can help cultivate relational awareness and dialogue. The article therefore suggests that incorporating dialogue and exploring its 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assist ADR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o develop further practices that can promote collaboration by shifting disputants from adversarial and fragmented orientations to more relational mindsets.     

现时代藏传佛教与藏民族信教观念转换之思考

藏传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藏区已有1300年的历史.自公元七世纪中叶至今,藏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当今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如何使藏族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相矛盾,如何使各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的藏族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尽快完成现代转换的任务,这是我们当今理论工作者研究的一大课题.     

论柳宗元复兴儒学之贡献

柳宗元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并在“文以明道”中弘扬了儒家的中道思想和民本思想。他好佛而不溺信佛,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和卓识,显示了对多种社会文化思想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他以“势”论政体更替的历史观,以“元气”论自然的天道观,以及“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等等,都是他对儒家思想述而有作之处。柳宗元是复兴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和革新者。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后人述而有作的创造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佛学的东方属性及亚洲核心思想之地位——高楠顺次郎的佛学价值功能论

日本“东洋学”家高楠顺次郎站在亚洲整体观及东方学的立场上，对佛学之于印度的“文化清算”功能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述，认为佛学的出现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由物质性的文化改造为精神性的东方文化，指出佛学从十五个方面对以往婆罗门教文化做了彻底的“文化清算”，从而与雅利安人固有的“西方思想”分道扬镳，实现了佛学的东方化，不仅改变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成为“亚洲的核心思想”；他还进一步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特色做了比较。高楠顺次郎关于印度佛学的研究贯穿着“东方-西方”意识，表现了“亚洲核心思想”的认同，富有理论东方学的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批判的分析研究。     

佛教界在同邪教“法轮功”斗争中的独特贡献

我国宗教界特别是佛教界，在同邪教“法轮功”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率先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批判，率先在教内认定“法轮功”是邪教，并率先公开向世人指明“法轮功”是带有邪教性质的非法组织。这表明，我国宗教界不仅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在特定历史时期在同邪恶势力的斗争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佛教为什么能够被中国化

回答佛教为什么能被中国化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于揭示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 (主要是儒道两家 )中各有哪些特质 ,使二者可以有机交融。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在四个方面的根本性契合 ,是佛教能够被中国化的前提条件 ;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异的五个方面的互补作用 ,是佛教能够被中国化的另一重要原因。     

东北亚文明的创造性起源与发展性保存——以中国和韩国的宗教思想和礼仪为中心(下)

中国将自身的固有思想和印度思想融合后,产生了禅宗和新儒学两种创造性的宗教思想。韩国狂热地接受了这两种思想。有趣的是,如今这两种思想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难觅踪迹,而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却能够轻易找到。可以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依然保存着这两种思想的国家大概在全世界也只有韩国了。例如,现在韩国的僧侣还在沿用中国唐朝时僧侣背诵的礼法文,普通韩国人举行婚礼、葬礼和祭祀时依然遵循中国的朱子家礼。     

佛教生态伦理及其现实启示

佛教以缘起论为哲学基础,以众生平等为核心价值,以尊重生命、爱护环境为行为规范,以净土为终极理想,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佛教生态伦理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借鉴,并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条路径。     

圣俗之间——浅谈佛教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融合

流行于下层民众社会里的文化和信仰,支撑起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人的精神家园,并且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受这种信仰所影响的现实生活又对现有的信仰体系予以反作用,使之产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以适应变化着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