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犯罪预防的社会层次结构

犯罪预防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现实命题，社会发展必将推进预防犯罪各项措施的理性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便是中国犯罪预防的法律实践，构建一部更为科学、系统的犯罪预防纲要，确立新的预防犯罪格局，需要在实践中补充，在发展中完善，在理论上升华。     

论西部开发中的环境犯罪预防

西部是保障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要害地区,西部环境保护涉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经济开发与环境犯罪预防之间存在诸多冲突,西部脆弱的环境受到环境犯罪的严重威胁。采取新的环境犯罪预防战略,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环境犯罪预防机制是走出西部开发中环境犯罪预防困境的出路。     

职务侵占罪主体研究

本文在援引一个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体工商户等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的问题,着重界定了职务侵占罪公认的主体范围,从而证明个体工商户等非法人组织的人员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的司法处断

目前,由于刑法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在立法上的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不利于司法机关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准确地定罪量刑。渎职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并非牵连关系,两罪在犯罪构成上也非重合关系。对于渎职受贿罪应当以受贿罪和渎职罪数罪并罚论处,这种处断原则并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论结果加重犯的中止形态

结果加重犯是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而结果加重犯的中止形态又是该问题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以犯罪中止为视角来论述结果加重犯的犯罪中止问题，则结果加重犯的犯罪中止形态可具体分为中止犯的结果加重犯和结果加重犯的中止犯。     

试论绑架罪的犯罪主体

新刑法明确规定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对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将绑架罪排除在外。立法的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有些情节特殊的绑架罪在定性上存在重大分歧。     

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

本文将金融风险和被害人因素结合起来，借鉴被害人理论，社会学的风险社会理论，经济学的金融风险理论，结合收集到的关于金融犯罪被害的实事材料，通过分析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三种模式对导致金融犯罪被害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探讨金融犯罪被害风险问题。具体分析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的关系，金融风险是在何种机制下转化成金融犯罪被害事实，这个转化过程是怎样发展演化的，找出由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关键。在特定被害情境下，金融风险通过风险载体与加害人发生联系，并被加害人加以利用，进而使金融风险发展成金融犯罪的被害要因，由潜在的被害可能性向现实的被害结果转化。探索隐含于金融活动中的各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关系，为正确认识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也可为防范金融犯罪被害提供决策依据和指导建议。因此，探索金融领域的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作用机制，消除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进而减少金融犯罪被害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退耕还林工程中的职务犯罪——以天水市为例

国家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得以明显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了重大的调整。但在推进退耕还林项目的过程中，一些主管、经手退耕还林补助粮款的林业、乡镇、村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克扣、截留补助粮款的行为呈高发态势，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造成该类犯罪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监督机制阙如、档案管理混乱、检查验收流于形式等外在因素，也有基层组织人员心理失衡、居功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等自身因素。职是之故，在治理该类犯罪时应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既要建章立制、加强教育，还要重拳出击，震慑犯罪。     

论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之正当依据

有关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依据主要存在“风险创设”、“比较过错”、“值得保护”以及“自我答责”、“期待可能性”几种代表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性基础，但这些理论的共同缺陷在于：首先，脱离刑事责任的内在结构本身，片面地理解犯罪构成对刑事责任的决定性作用；其次，将被害人过错理解为纯客观情境因素，无视被害人这一“人”的能动要素对犯罪构成各个层面的复杂、全面的影响。因此，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明性都是有限的。只有从刑事责任的内在构造入手，分析被害人过错对刑事责任内在构成要素的全面影响，才能真正探寻到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依据。     

金融诈骗罪立法体系之重构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但刑法典却将本类罪规定为结果犯、目的犯。这种构成形态与立法趣旨的悖反，源于人们对金融诈骗罪法益的模糊认识。金融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主要客体应是公私财产权。我国刑法应当调整本类罪的体系，将其置于诈骗罪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