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主义的国家介入父母子女关系理论之探讨

在国家与父母子女关系的问题上,西方法学主要形成了放任主义的非介入理论和干预主义的介入理论。干预主义的介入理论主张国家有积极保障并维护个人权益的职责,应当对家庭生活进行必要的控制和规范。其基本前提是对家庭正义问题的考量,是对根植于家庭理想中的父母自治传统的批判和重新反思。其强调政府公共权力介入父母子女关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对国家的介入行为上奉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刑法解释中的形式论与实质论之争

当前我国刑法学中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不是事实论与价值论之争，而是发生在价值论内部，涉及如何适用价值判断的问题。检视这场争论可以发现，双方不仅在基本范畴的指涉与运用上较为混乱，还存在误读、曲解甚至虚构对方观点的现象，并且双方所宣称的立场往往与其实际做法不尽一致；此外，实质论者在论证逻辑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双方存在若干重要分歧，缘起于对刑事法治基本任务的不同定位。我国刑法学中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在性质上具有不同于德日相关争论之处。     

“新三反”运动的历史回顾与启示

新三反运动是我党继“三反”运动之后的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其重点是反对官僚主义。肃清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将反官僚主义斗争引向深入，是新三反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新三反运动本着密切联系实际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与和平的原则，严厉惩治官僚主义者，使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新三反运动为我党现阶段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历史借鉴，尤其是通过群众来信打击官僚主义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分析

销售行为不包括出租行为和以复制品作为抵押的行为,但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促销搭赠行为、以复制品易物和抵偿债务行为。侵权复制品不包括以临摹方式制作并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行为仅指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侵权复制品不同于非法经营罪中的非法出版物,因此两罪不存在竞合关系,销售盗版录音录像制品和盗版图书的,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论处。     

“党的领导”入法原则及其标准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除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党的领导”外,“党的领导”无疑应写入相应的国家法律之中。“党的领导”无需入法论、全面入法论等观点均不能成立。基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调整范围上的功能分工,只有政治性较强的国家法律有必要抽象规定“党的领导原则”,且不宜涉及党的具体领导方式、领导权限、领导程序等内容,形塑出“党的领导”入法的抽象确认原则与政治判断标准。为了避免“党的领导”入法的“泛化”现象,应在政治判断标准内涵的指引下进一步构建“党的领导”入法的清单模式,厘清“党的领导”入法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确保“党的领导”入法的规范化和准确化。     

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作为违法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行政不作为具有消极性、非法性、侵害性、损害性和隐蔽性等特征。这种以行政不作为形式的致害行为,在符合国家赔偿责任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应当依法被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内,以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合理行政。     

行政指导应遵循的法律原则——以重庆市北碚区实施行政指导为样本

文章针对行政指导行为的特征分析了行政指导原则存在的必要性，确定行政指导原则所依据的是内部制约和外部制约基准。通过法文本实证分析，总结出行政指导应当遵循合法原则、自愿原则、公开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效率原则、便宜原则等六项基本原则，并以重庆市北碚区实施行政指导为样本说明这些原则在工商行政指导中的运用。     

巡视制度建设科学化应遵循法治原则

法治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法治原则应成为制度、政治制度和巡视制度建设中遵循的重要原则,成为制度建设科学化的重要衡量标准。巡视制度建设科学化遵循法治原则要求,在巡视制度设计方面,无论是实体类规定和程序类规定都要围绕着依法治国理念;在巡视制度执行方面,要使依法巡视成为巡视工作的基本遵循。     

“软暴力”入罪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以寻衅滋事案件为例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惩治"软暴力"犯罪中应当贯彻。由于"软暴力"尚未载入刑法典,司法实践中要将此类行为入罪,仍须沿着规范评价路径,以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同时,根据成文法主义要求,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可用作说理论据,但不能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其溯及力可参照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加以理解。     

“通知删除”规则的再检讨

“通知删除”规则通过激励网络服务提供者接收来自权利人的侵权通知,采取相应必要措施,配合权利人维权,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已然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所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修正为“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实践中,包括接入、传输服务提供者等在内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参考比例原则采取必要措施,且其采取的措施并不限于“定位清除”,还包括建立顺畅的“通知受理转通知”渠道以及提供侵权行为人相关信息、终止网络服务等与其所提供服务的特点相匹配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