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视域下的国家责任

社会契约是一种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存在原理。其基本划分是社会契约与政府契约,其理论旨趣是探究国家何以合法与社会何以可能,其理论形态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变奏。但其基本精神始终不散:国家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基于人民的委托;反过来,政府恪守承诺、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这是无可推卸的国家责任,也是国家与政府合法性之实质基础。社会契约虽非历史的,但不减其合法性判准的实践现实性。     

刑事司法的国民基础之实证研究——一项基于城市问卷调查的分析

刑事司法体系需要国民的信任乃至信仰,从而形成真正的司法权威,才能赢得正当性基础,刑事司法改革也才能顺利开展。调查显示,我国城市普通民众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度有所下滑,认为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并非个别现象,同时,民众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意识大为增强,具备了参与刑事司法和监督刑事司法的意愿与能力。     

德国民间组织监管体制的特点与启示

悠久的结社传统使得德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极为成熟.众多的民间组织在德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管理和调节作用.在其发达的民间组织背后,是一套由健全的法律制度框架、政府管制方式以及民间组织自律机制所共同构成的、特殊的德国民间组织监管体制.     

法治与法的可诉性

法的权威性与其适用性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法律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法律除了空洞的词汇外,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而,法的可诉性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法的可诉性是司法权得以行使的前提;是对行政权行使的有效监督和控制;更重要的是为保障公民自由地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提供了可靠的手段,而这正是实现法治的核心价值所必需的。法的可诉性在加快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不能被低估。     

行政指导救济的合法性基础

本文从行政指导的现状出发,结合法学理论知识,对行政指导救济的法理学基础进行了有益的分析。     

党的生命力: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的内容。只有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才能使党永远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从利益关系看执政党的群众基础

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是一个典型的转型期问题。从利益关系角度看,这一问题的形成最根本的在于,随着经济一社会转轨而来的利益分化、利益来源多样化,执政党在社会资源掌握、分配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近年来,社会上围绕党的群众基础问题有不少说法,我们必须从“现实—历史”、“市场—国家”和“中国—世界”等多个向度,来选择与确认转型期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执政党要通过利益整合,健全和完善转型期群众基础的巩固机制,寻求新的角色定位。     

论民事裁定的既判力

对于法院裁定是否有既判力,国外理论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演变过程。就我国而言,对此问题尚未真正展开探讨。按照传统既判力理论,既判力的根据是民事诉讼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裁定既判力的根据也应当是民事诉讼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二者的结合。应当强调的是,虽然可以肯定裁定具有既判力,但并非所有的裁定均具有既判力,不同种类的裁定,其既判力有无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同时,从立法论与司法论不同的视角讨论,裁定之既判力又有差别。因此,对裁定既判力的把握应当是多元的、具体的、有条件的。     

论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的科学发展

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的成立是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要做好基金会的重要工作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立足服务，科学把握抚恤工作的三个尺度；二是明确职责，拓展思路，充分发挥基金会发展的三种动力。     

刑事侦查讯问之博弈论分析

博弈论在侦查讯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对于变幻莫测的侦查讯问而言，博弈论却不是万能的。面对种种复杂突变的情形，侦查人员既要利用各种讯问技巧和信息优势成为博弈中的优势者，又不能对讯问和口供有着过高的依赖。尤其在遇到讯问瓶颈时，侦查员不能过于急躁而违法审讯，也不能因为障碍而过早放弃，证据是全方位的，只有从各个方向和角度进行突破并获得各种证据（尤其是物证）才是刑事侦查破案的至上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