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本位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两种证据观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重点讨论了两种证据观：字本位的证据观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证据观。并进一步认为，中国传统证据观是字本位性的。表现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书写”或经典为中心。现代中国发生了证据观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去汉字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证据观，即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言、象”为中心。“去汉字化”建立了中国现代性证据现，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证言真实性的审查与判断——陈述有效性评估技术

在证言研究中有一著名的理论假设:即来自于真实经历的证言与经他人教唆或自己幻想产生的证言是有区别的。现代的法庭科学与司法心理学也证实了"亲身经历过的事件记忆与想象记忆有着质的差异"。建立在上述差异基础上所形成的陈述有效性评估技术,专门用于检测言词的准确性,现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得以运用,在个别国家还甚至被运用于刑事领域。     

从相互协助到相互承认——欧盟刑事取证立法变迁探析

欧盟刑事取证立法建立在两个不同原则上,一是传统的相互协助基础上的立法,一是1999年坦佩雷会议后,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立法;这两种立法在欧盟范围内并存。从未来发展看,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立法将逐步取代相互协助基础上的立法。欧盟理事会2008年12月通过的《欧盟证据令》是欧盟在相互承认基础上取代原有刑事取证立法的第一步,对原有立法进行了制度性革新。欧盟刑事取证立法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在相互承认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东北区域民营企业家成长的动力机制探析——以吉林省民营企业为背景的实证研究

企业家成长动力机制的核心是以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宏观政策制度为载体的运行机制,是驱动企业家成长的根本性动力。动力机制的高效、协调运转是促进企业家成长的基础和保障。通过对吉林省境内的500余家民营企业的708名企业家成长的环境进行实证研究证明,构建高效运转的动力机制,驱动东北区域民营企业家成长的核心应是创新文化体制、完善宏观政策制度、加快市场化进程、建立企业家市场、加强培养规划、完善培养机制。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新律师法之下的刑事侦查理念的更新

律师会见权以及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和强化是修订后的律师法中最主要的亮点,它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新要求.面对这种新的挑战和新要求,要提高侦查破案水平,增强驾驭侦查全局能力,侦查理念的更新转换显然是首要任务.     

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质变为新型产业基地的现实论证

东北老工业基地质变为新型产业基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投放的实施主旨和区域目标，这也是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东北区域不仅具有促进老工业基地质变为新型产业基地的综合优势，而且目前已经初步展示了老工业基地质变为新型产业基地的现实价值，同时又在这一进程中暴露出了老工业基地质变为新型产业基地的制约因素，所以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正确而又科学的对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革行政管理模式；完善市场运行体制，强化资源配置功能；调整主体产业结构，增强产业集群优势；冲破地区保护屏障，造就市场利益关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振兴进程中逐步达到新型产业基地的理想境界。     

一个证据学上的矛盾——基于逻辑相关性之非品格理论为依据的品格证据禁止规则与概率原理

品格证据禁止规则是普通法上的一项传统证据法则,过去未经指控的类似错误行为被界定为品格证据而被禁用。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可以根据概率原理对上述行为证据作无关品格的推测从而承认其可采性。尽管近年来也有学者对通过概率原理来采信类似错误行为证据加以批评,但是在尊重品格证据禁止规则的同时,依照概率原理果断采信证明力较高的证据是符合普遍的经验法则的。     

关于确保公安刑事执法公正准确的思考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公正执法的前提条件,科学证明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途径.公安机关是间接地通过各种证据材料来认定案件事实的,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刑事执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运用刑事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作为一种程序性保障措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提供了锐利武器和强大制度性支持。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证据保全制度，尽管立法允许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但是立法的制度性缺陷使辩护律师所享有的申请取证权无法落实。刑事证据保全的直接目的在于保障证据完整和追求诉讼效益，实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