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创设与证据法的变动

尽管将于2009年5月21日开始实施的《裁判员法》没有对证据制度作出修改,但裁判员制度的采用将间接地改变原来的证据法。本文从自白规则以及传闻证据两个方面就裁判员制度的创设给日本证据法运用带来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公安院校计算机证据取证教育体系探讨

近年来我国才开始对计算机取证进行相关研究。建立相应的取证实验室,培养计算机取证专业人才,是高等院校特别是公安院校的迫切任务。1.建立计算机证据取证教育体系的建设原则;2.构建多层次的知识结构教育体系;3.静态取证与动态取证并重的教育教学;等。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证据法学分析

交通事故认定不仅关系到民事赔偿份额,更关系到刑法上罪与非罪的认定,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准鉴定结论类证据,在认定程序上存在弊端。因此,应当变革与完善我国的交通事故认定程序,从而确保事故认定结论的权威性。     

实现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建设的视角——以欧洲为例的分析

探讨摆脱安全困境的途径,是进步性的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程。本文认为,在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和有限的国家群体内,通过共识与集体合作的努力,无政府可以逐渐得到有效的组织、管理和较为成熟的发展,国际体系结构的改善和整合能够消弭安全困境赖以存在的条件与环境。地区安全意味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它具有地区体系结构是稳定的、可预期的属性。只有首先实现了地区安全,国家安全才是可能的。地区一体化蕴藏着清晰的地区安全逻辑以及极大的地区安全价值,欧洲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司法执行模式改造简论

强力型司法执行面临着现实困境，表现为不利于社会和谐，强制执行内容泛化，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和得到社会认同。兼容型司法执行应时而生，其理论依据在于诉讼契约、保障人权、降低成本、心理认同。从实证的视角，比较分析两种不同执行模式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和执行法官的切身感受，提出构建中国兼容型司法模式的进路：即调动本土资源，构建兼容型执行体系，发挥自动执行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硬化”强制执行技术，促进对被执行人财产的发现；改进执行结案方式，鼓励执行和解，强化对执行标的额到位率的考核要求。     

试论政府责任的立法困境与法律控制

政府责任立法是一项关于政府公共权力制约及其行使边界规范的政治活动,除了宪法及相关政治法的实体性条款之外,大多数政府责任立法多应表现为程序性法案。然而,在现实中政府责任与公共权力相伴生的规律退化为法律对权责规定模糊的立法困境。在关于政府责任的立法过程中,立法语言技术滞后性问题造成了当下法律条款难以明确权责之间的界限,结果衍生出政府责任实现与追究的难题,这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若要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律控制,亟须提高立法语言技术水平,促进政府责任法律体系的统一,并加大程序性法案在政府责任立法中的比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韩国的外交困境:一个概括性框架的解读

近年来,韩国外交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通过对60余年来韩国外交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以政权存续为主要目标的安保外交时期,这种困境是不存在的;而进入冷战后的统一外交时期之后,韩国在包括对美外交与对朝外交、和平外交与统一外交、同盟外交与均衡外交等一系列问题的处理原则上在全社会(包括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还没有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从而使韩国的对外政策在近年来表现出随着政府的换届而不断摇摆、缺乏稳定性的特征,整体反映出韩国在处理朝韩关系及统一问题上的不自信。韩国只有在这些重大的外交原则问题上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才有可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进一步推进统一外交的进程。     

英美证据法的程序性解构——以陪审团和对抗制为主线

证据法之谜是英美证据法学界理论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也是理解英美证据法制度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对证据法之谜的解释在程序性层面主要有陪审团控制模式和对抗制控制模式两种命题。通过对两个解释性命题的梳理与解析,可以展现出英美证据法的多元程序性要素及其内在运作的机理,从而为我国的证据立法与证据法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启示。     

规则语境中职务犯罪讯问录音录像的适用问题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能够规范侦查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是实践中讯问录音录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笔录与讯问录音录像不一致、讯问录音录像如何展示、讯问录音录像的规范问题等。因此，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体系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操作中还有待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