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子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电子证据相应的证据地位,学术界对此争议颇多,导致实务中困境重重。实质上,我国的证据是以证据材料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分类的,而不是证据材料外在的表现形式。据此,电子证据尽管种类繁多,但其证明机理与传统的证据种类有一致之处,没有特殊之处,因此没有必要赋予其单独的证据地位。     

社会治理研究的五个视角--兼论其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社会治理问题是当下国内的研究热点，虽然研究成果纷繁复杂，但大致可以归纳到五个视角进行讨论。通过这种分类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治理理论，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目前社会治理研究的困境主要在于理论研究脱离社会实践、西方理论脱离中国国情等三个方面。未来对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要注重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体系。     

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可采性吗?——兼论江苏淮安中院再审崔景涛诉陈德勤借款纠纷案

本文引用民事诉讼测谎运用最为典型的案例,即江苏淮安中院再审崔景涛诉陈德勤借款纠纷案,首先列出反对者对测谎在该案例中的应用所提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和证明力两方面,接着本文相应地从这两方面为测谎结论在该案例中的应用证成。     

电子证据的相关问题

在美国，使用电子证据已经成为法庭上非常普遍的现象。陪审团审案时，试图使用电子证据的检察官要想使得初审法官采纳该电子证据必须克服一些阻碍。一些证据标准被设计来限制陪审团的事实发现过程。检察官可要求法院启动庭前审理程序来决定电子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纳。建立一个电子证据保管链和专门处理电子证据的既定机构程序是检方工作的关键环节，这样能确保法庭调查中获得陪审团的信任。挑选能认同电子证据重要性的人员担任陪审团成员非常重要，同时还要避免选择那些想要根据自己专业知识来主导陪审团决议的人员。     

我国税收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分析

税收法治化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现实。唯有立足本土资源，回归现实本身，正视税收法治化所遇到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的困境，进而试图找出破解这些困境的路径，方能无限逼近这个理想。     

当前东北亚安全困局及其“病灶”探析

2016年以来,因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及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东北亚固有的安全困境更加突出,并引起相关国家及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密切关注。就当前而论,东北亚安全困境具体表现为朝鲜在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其核武器开发继续"跃马扬鞭";美韩以朝核威胁为由加强驻韩美军实力,包括不顾中俄强烈反对,决意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日本在进一步倚美的同时,趁势拉拢韩国,强化对华敌视政策,致使中日关系频现紧张;美国一方面以应对朝核威胁为由而加强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和"前沿部署",另一方面又极力拉紧美日韩同盟,其在东北亚遏制中俄的态势更趋明朗。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深层次原因:一是由于东北亚国家间存在复杂的领土领海及历史纠葛,二是朝鲜半岛南北长期对立,三是日本在历史认知及其与东北亚邻国领土领海分歧等问题上长期采取顽固立场,四是美国搞"亚太再平衡",利用东北亚国家间的固有矛盾从中渔利,企图通过对华进行"局部遏制"而长期维持其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及霸权。未来东北亚安全困境是继续加深、激化还是逐步淡化,取决于上述深层次原因的演变方向。     

近年来我国草根NGO问题研究综述

草根NGO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通过对草根NGO问题的研究现状(包括草根NGO的概念、发展困境以及应用对策建议的研究)的综述,梳理当前我国对草根NGO的大致研究脉络,找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寻找方向。     

医疗物品致人损害责任的举证制度研究

医疗物品致人损害责任是医疗损害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又具有产品责任的某些特点。对外．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致损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原则；而血液致损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对内。医疗机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因此在无过错时有权向最终的责任主体追偿。医疗物品责任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归责原则，因此受损害方承担了证明医疗损害责任三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而医疗产品生产商和医疗机构都可以通过举证《产品质量法》规定的法定情况的存在而免责，但医疗机构不得对“未投入流通”这一情况而免责．血液提供机构承担了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为了更好的平衡举证责任和举证能力．我国应该对与证据价值密切相关的两个制度证据保全和医疗鉴定予以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既是行政机关对社会呼唤执法公正的积极回应,也是行政机关抵御社会资本侵蚀实现自我保护的切实需要,体现出规则之治意识的觉醒,理应成为转型中国核心的行政裁量控制术。裁量基准的智识资源更多来自地方性知识而非行业性智慧,应当承认基层行政执法机关所拥有的基准制定权。作为一类具有规范具体化和解释功能的行政规则,裁量基准效力的外部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有关裁量基准事实拘束力和法律拘束力辨析的意义日趋弱化。对行政裁量基准诸多理论悖论及其消解的探究,能够为裁量基准课题研究的及时转向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