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证明的误区——论刑事诉讼中的单位作证中如何避免滥用证人权利

单位作证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尤以单位证明的使用最为广泛和富有争议。本文阐述单位证明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现状,并对单位证明作合法性分析,解读因单位证明的使用导致单位滥用证人权利现象的产生及成因,提出如何规范和引导单位作证行为,限制和约束单位滥用证人权利,以解决单位作证中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证据科学的走向：国际视野与中国语境——对证据问题研究领域的初步分析

我国证据科学的出现既是英美证据法学知识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回应国内司法证明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发展。证据科学的本质是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之间在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变动和整合,而变动和整合的方向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和司法证明领域多学科之间的竞争。我国司法证明领域的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的互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中国证据科学应该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证据科学的基本格局。     

回族教育的当代抉择

由于回族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回族教育呈现出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双重性的特点。回族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难选择”。如何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是回族教育得以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现实生活中,回族穆斯林必须首选世俗教育即普通教育作为回族教育的重心,伊斯兰宗教教育应成为推动回族普通教育发展的促动器。     

法官澄清义务研究

法官澄清义务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的,以法官的积极作为为表现形式。澄清义务由法官对辩方的诉讼关照义务、对控方一定的释明权、法官庭上积极的查证责任,以及庭外调查取证责任组成。在我国现阶段研究澄清义务,有助于体现审判中心主义原则,扭转法官在庭审中不合理的倾向性,提高简易程序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保证法官变更诉讼罪名的合理性。未来澄清义务将强调协助性和补充性,淡化义务色彩,成为对被告权利的有力保障。我国法官履行澄清义务应作为检察机关履行证明责任的补充手段,在不改变原证据构造的前提下对存疑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官应积极履行关照义务,特别是基本权利告知义务。辩方申请法官收集对己有利的证据,能够证明证据存在并提供取证线索的,法官应尽量允许。增加法官庭外调查言词证据的手段,强化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配合法官取证的义务。     

析视频监控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新的刑讼法颁布实施后对刑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案件如何能破得了、诉得上、判得了、取证成了关键的环节。以往单一的现场痕迹物证显得相当无力,如何将现场痕迹物证与其他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在零口供的情况下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是当前刑事技术发挥更大作用的突破口。视频资料是刑诉法规定的证据之一,其中视频监控资料与现场物证相结合就能为证实犯罪,案件审理提供完整的证据链。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

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

法院是民事纠纷的裁判者 ,裁判权是其最基本的职权 ,然而 ,在围绕着这一职权的行使而展开的一系列程序中 ,又衍生出诸多权利 ,如程序控制权、程序事项裁决权、调查取证权、释明权、事实认定权等。程序控制权和程序事项裁决权是法院控制诉讼的发生、发展和终止的节奏和方式并对程序争议事项进行裁判的权力 ;调查取证权、释明权和事实认定权作为法院的三大审理权 ,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是有所区别的。笔者认为 ,在我国 ,法院不应通过职权干预调查取证 ;释明权作为一把双刃剑 ,应正确把握和运用 ;而事实认定权的行使 ,则必须通过建立一套科学的证据规则 ,以确保法官心证的公开化和客观化     

试论零星贩毒案件的证据认定

由于毒品犯罪手段的隐蔽性 ,决定了毒品犯罪证据收集的困难性 ;而毒品犯罪证据的特点 ,又决定了毒品犯罪证据的复杂性。对此 ,我们在零星贩毒案件中 ,就要以抓获经过材料为基本证据 ,毒品鉴定结论 ,多人证实为根据 ,在此基础上 ,全面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供述和辩解 ,证人证言等证据 ,加以综合认定     

审前准备程序设计中的几对关系问题

确定争点与固定证据是审前准备程序的基本内容 ,二者处于诉讼进程的同一阶段 ,但具有不同的任务 ,在功能和时序上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 ,从立法来看 ,目前急需设置和完善整理固定争点的程序 ,为固定证据提供前提。审前准备程序中应当建立预审制 ,实行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的分离或相对分离 ,并采举证时效制 ,审前准备程序并非所有案件的必经程序。审前准备程序中应当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作用 ,采当事人主义 ,法官实施程序管理并通过行使释明权对当事人进行适当的协助。应当建立审前调解制度 ,破除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理念 ,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审前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