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刑事法院证据规则的混合模式——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规则比较为视角

国际刑事法院诉讼规则是一种混合模式,证据规则也不例外.而这种混合模式融合了大陆法系证据采纳的宽泛规定和普通法系证据收集、出示和审查中的对抗制因素.这种混合模式有其特定的成因,而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对这一混合模式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比较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     

论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资格

技术侦查在各类侦查工作中不但应用广泛而且侦查效果显著,但刑事诉讼法未对技术侦查进行应有规范,造成了技术侦查实施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同时也导致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降低甚至被忽略。如何认定技术侦查获得材料的证据资格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提高司法各阶段的办案效率、实现当事人正当权益有现实意义。     

论“两个证据规定”的三大突破与五个局限——以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为重心

两高三部新近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申了非法言词证据一般应予排除的原则,修订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涵义及取证规范,确立了瑕疵证据一般不予排除的操作程式,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突破进展。同时,也存在对严格予以排除的"强制情形"例举不细致,对"诈术情形"的证据效力有待明确,被追诉人口供的排除原理亟需完善,取证禁止规定亟需更高位阶的人权法规范引导,特殊情形下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仍需补充等五大改革局限。面对这些制度局限,进一步的对策、变革与完善仍值得期待。     

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

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司法裁判活动中,被告人一般不会面临受到无根据和不公正定罪的危险,无罪推定原则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司法证明活动也无需遵循严格证明的准则。目前,我国法律已经在非法证据排除领域初步确立了程序性裁判机制。与此相对应,法律也有待于确立一系列证据规则,从而设定有别于实体性裁判程序的证据准入规则、责任和证明标准。随着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逐步发展,这类证据规则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论行政程序中相对人迟延举证及其诉讼后果——兼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检讨

相对人迟延举证是指相对人在行政诉讼过程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及时提供的证据用以反驳行政主体的决定或是证明自己主张。根据迟延的原因及相对人迟延的主观心态不同,迟延举证可能表现为相对人恶意的证明妨碍或是陈述申辩权的怠于行使,也可能是相对人行使权利客观受阻。应区分迟延举证的不同情形,设置各自相异的诉讼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仅区分两种情形予以规定,显然有嫌粗漏。     

证据的界说——以字典释义为中心的历史语义学分析

通过把“证据”界定为一个语词,追溯“证据”一词在中西普通辞典中的释义历史,分析得出证据语词在中西语言中兼有动词与名词的双重属性,各以语族而非单一语词形式出现。中文强调了指称行为（证明活动）,而西文更注重指称性质（明显性）。迄至当代,中西证据语词在指称外在可见的事物上基本达成一致。由之分析证据释义形式,可知因语词定义与真实定义的区别,证据的情境性、释义历史性等特点,证据只有在证据活动中才能被认识,从而证据定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化为一个证据（符号）如何使用（指称与表达）的问题,人对证据概念的认知程度将限定着证据概念的呈现程度。     

安全困境、战略自主与风险偏好的惯性探究

为什么一个大国会从“风险规避型”偏好向“风险承担型”偏好转移？大国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战略偏好并不总是与实力对比或战略环境相匹配,有时在现状收益递减或相对权力优势最大化时选择克制战略,却在仍处于现状收益递增或权力劣势时选择冒进战略。对于解释风险偏好的这一不确定性特征,可通过对国家战略自主性、战略动机、安全困境和风险偏好惯性等进行关联性考察,采取兼具体系变量与单元变量的综合路径,探究非本意的系统效应结果。通过对近代欧洲多极体系与美苏冷战两极体系的结构性和进程性考察,验证了自利德尔.哈特到保罗.肯尼迪的目标—手段的动态平衡对大国应对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战略自主性与风险偏好的惯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