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联合发文的备案审查问题

党政联合发文在我国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党政联合发文数量日益增长,兼具党的文件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双重属性"的党政联合发文的备案审查问题日益凸显。实践中,党政联合发文存在法律性质不易界定、备案审查标准难以统一、备案审查主体不明、备案审查能力不足等问题。当前,可以从联合发文的属性识别机制、备案审查标准、备案审查主体、备案审查能力等方面予以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民间借贷纠纷之自由心证探究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一般认为借条具有既证明借贷合意存在又证明出借人已履行款项交付义务的证明作用.在原告持有借条的情况下,若被告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还款事实,从表面上看,则法官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支持原告的诉求.然而,现实生活千姿百态,实践中民间借贷纠纷不乏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就必须诉诸法官的自由心证.     

英美证据法的程序性解构——以陪审团和对抗制为主线

证据法之谜是英美证据法学界理论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也是理解英美证据法制度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对证据法之谜的解释在程序性层面主要有陪审团控制模式和对抗制控制模式两种命题。通过对两个解释性命题的梳理与解析,可以展现出英美证据法的多元程序性要素及其内在运作的机理,从而为我国的证据立法与证据法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启示。     

规则语境中职务犯罪讯问录音录像的适用问题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能够规范侦查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是实践中讯问录音录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笔录与讯问录音录像不一致、讯问录音录像如何展示、讯问录音录像的规范问题等。因此，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体系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操作中还有待细化。     

论当代反垄断规制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垄断的原因、垄断在经济实践中的具体存在形式以及垄断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都发生了显著改变。从“经济法的宪法”的反垄断法在新时期发展趋势上，分析产生此趋势的成因，有助于为我国反垄断规制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法官澄清义务研究

法官澄清义务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的，以法官的积极作为为表现形式。澄清义务由法官对辩方的诉讼关照义务、对控方一定的释明权、法官庭上积极的查证责任，以及庭外调查取证责任组成。在我国现阶段研究澄清义务，有助于体现审判中心主义原则，扭转法官在庭审中不合理的倾向性，提高简易程序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保证法官变更诉讼罪名的合理性。未来澄清义务将强调协助性和补充性，淡化义务色彩，成为对被告权利的有力保障。我国法官履行澄清义务应作为检察机关履行证明责任的补充手段，在不改变原证据构造的前提下对存疑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官应积极履行关照义务，特别是基本权利告知义务。辩方申请法官收集对己有利的证据，能够证明证据存在并提供取证线索的，法官应尽量允许。增加法官庭外调查言词证据的手段，强化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配合法官取证的义务。     

非正式规则与法治:“中国难题”的挑战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动力和最大希望都来自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但是“中国难题”对此提出了挑战,其对非正式规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意义的肯定,切断了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论”的逻辑链条.非正式规则的流行及国家层面上的附和不仅弱化了自下而上推动法治变革的意愿,也同样阻碍了法治在“顶层设计”的突破.非正式规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承担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却可能造成多种法治缺陷,甚至可能使正式制度长期受到压抑,无法突破僵局.     

直接适用抑或非直接适用:WTO争端解决中的非WTO国际法规则

尽管WTO法没有明确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适用法律的范围,但是在WTO争端解决中,直接适用非WTO国际法规则仍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适用于WTO成员方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并不当然构成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法律的一部分。DSU的有关条款,比如第7条和第11条,也排除了直接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可能性。DSU第7条限定专家组行使职权时必须适用WTO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而DSU第11条仅提到客观评估"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性",从而排除了非WTO国际法规则的"适用性"。在WTO争端解决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未被授权直接适用非WTO国际法规则,但可以将其作为解释WTO涵盖协定的有用工具。     

论夫妻一方婚前借款购置不动产的利益归属——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的商榷

近年以来,离婚时夫妻一方婚前借款购置的不动产之归属争议越来越多,法学研究中对此类问题的认识分歧较大,各地人民法院对此类争议的裁判结果也不一致。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的规定,应考虑离婚时不动产的市场价格及共同清偿借款等因素,要求"不动产权利人对另一方进行合理补偿",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但该规定可能存在重财产利益"清算"而轻人身关系特殊性的嫌疑,它可能因为对女性的弱势地位重视不足而不利于妇女。夫妻既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又是彼此紧密结合的共同生活伴侣。区分婚姻当事人双方的财产利益,不应当脱离婚姻的特殊性。处理这类不动产归属争议的司法裁判规则,宜根据不动产用途、财产来源、当事人对财产的贡献等因素,予以公平合理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