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思考

明确说明义务是保险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但保险法并未明确规定说明的范围、方式及其程度标准,导致理论上争议较大。实践中对保险人是否已尽该义务的认定也莫衷一是。破解上述疑难问题的前提是对该义务的立法原旨进行理性定位,避免片面强调倾斜性保护;以此为指引,对该义务履行之对象范围与程度标准的界定也需要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进行。     

合同效力基础的伦理解释——以托马斯·阿奎那的道德法哲学为核心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允诺就是允诺人为自己设定的法律,守约是一个人在自然法下的道德义务。道德行为的目的决定行为的实质或定义,并进而决定此行为的义务范围。而道德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当事人试图践行的两种德性：慷慨的德性或交换正义的德性。托马斯·阿奎那实现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承继和超越,二者共同为民法法系“原因理论”提供哲理基础,并弥补了近现代及当代合同法理论在对合同效力解释力上的不足。     

中国船厂处理造船合同争议之对策

对合约法的生疏以及在合约履行方面的漏洞,导致中国船厂在因造船合同争议提起的伦敦仲裁中几乎无一胜诉。为扭转此种不利局面,在介绍造船合同仲裁案件的代表性争议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船厂处理造船合同争议时应区分不同事由,分别采取对策加以应对。     

违约可得利益的表现形式

违约可得利益主要表现为经济学上的利润损失,而且这种利润损失主要发生于次交易领域。所谓次交易,包括转售、出租合同,此外将标的物用于生产也会产生可得利益,当然,实践当中不局限于这三种情况。     

《鹿特丹规则》对于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的适用

《鹿特丹规则》以调整“海运＋其他”运输方式的模式扩大了海运公约所调整的运输合同的适用范围，使其能够适用于包含海上运输的多式联运合同关系，但其毕竟不是国际多式联运公约，因而证明其适用于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及其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十分必要。     

明清时期田土买卖中的找价回赎纠纷及其解决

明清时期民间田土买卖盛行找价回赎之风，围绕着找价遭到拒绝或多次找价，在新旧业主之间引发了大量的纠纷乃至诉讼。依据徽州契约和州县官员办案手记等资料，可以看到田土找赎习俗和纠纷形成的原因，明清朝廷、地方官员及民间百姓针对找赎习俗的不同态度及州县官员解决找赎纠纷的依据和方式。虽然民间找赎习俗与国家律例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明清朝廷因时制宜，不断调整有关律例，地方官员在执法中灵活变通，充分考虑当地民情，这使得田土交易秩序得以稳定。     

违约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规则

可得利益是合同法的中心关注,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所在,对其保护事关当事人交易的积极性和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增长,因此各国的违约损害赔偿制度对于可得利益损失普遍给予较高程度的保护。我国合同法等法律虽然明确设定了违约可得利益的概念和规则,但司法实践却表现得较为谨慎、保守甚至是消极,多数法院会因为可得利益损失的不确定性(证据不确定性和计算不确定性)而否定原告的主张。要改变我国法表达与实践脱节的现实困境,需要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确立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规则,一方面有效降低可得利益损失的证明标准,另一方面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标准加以类型化,以有效保护非违约方的可得利益和期待利益,增强我国违约救济制度的适用性和操作性。     

合同自由与合同信用监管研究

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现代社会中若对合同自由的绝对放任,就会使合同自由背离合同正义;反之过分干预,就有可能缩小私法自治的空间,侵害私人权利。合同信用监管则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这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它是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在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合同签订和履行等进行监督和处理的行政监督管理活动。本文在对合同自由和合同信用监管基本理论分析阐述的基础上,就我国在当前形势下妥善处理两者之间关系．以促进经济交往顺利进行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发展等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国法律环境下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效力分析——兼评“苏州海富诉甘肃世恒”案

本文认为,从性质上讲,对赌协议是一种射幸合同,也是无名合同．其法律适用必须依照合同法总则规定。对赌协议作为私募股权投资中的一个环节、一项重要投资工具,符合社会需求．其并不必然违反法律中的效力性禁止规范,也并不一定侵犯股东的利益。     

论格式合同规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格式合同广泛存在于在经济生活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格式合同中,消费者往往处于不公平地位,其权利易受侵害.本文根据国外格式合同规制的法律实践,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实出发,尝试提出建立我国格式合同规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