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议制裁判的缺陷及其完善——基于决策理论的分析

合议制裁判是多个人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进行判断与决策的行为,遵循群体决策行为的基本规律。群体决策的绩效受决策目标、群体规模、群体意识、决策能力、决策时间、交互方式、集结规则、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此标准逐一衡量,我国合议制裁判在诸多方面存在缺陷,需要基于群体决策理论的相关结论,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与完善。     

既判力理论基础上对再审程序的再认识——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背景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具有维护司法权威、稳定社会关系、实现诉讼经济价值。而再审是在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安定的基础上为弥补既判力的价值缺陷而设置的补充性救济程序。两者具有共同的目标——司法公正。新修改的民诉法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更好地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当摒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在程序正义的框架下理清再审程序的性质、功能和结构,构筑更加完善的再审程序。     

论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的新贡献

第三代领导核心在科技社会功能、科技战略部署、科技战略意义、科技发展动力和科技发展根本途径等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可以说,科学技术综合发展水平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指标,驾驭科技的娴熟程度是衡量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志,科技进步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内容。     

勇于实践 敢于创新 不断地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论孟子心性理论的深度悖论

孟子一方面把普遍性的"恻隐之心"与特殊性的"事亲从兄"分别界定为"仁义礼智"的"端"与"实",并肯定了二者间的互动转化,试图在君子"心性"中为仁义礼智奠定一个统一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依据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把"事亲从兄"说成是君子"心性"的至高无上的惟一本根,并由此否定了"心性之端"与"心性之实"之间的互动转化,结果陷入了难以消解的深度悖论。     

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凸显“实践先行”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特色

理论与实践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总是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复杂格局.一方面,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实践,无不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指导并承受经典理论的规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又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保持完全的同步和一致,它总是有着强烈的个性化冲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复杂格局中不断注重强化"实践先行"的原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在较好地保持了理论与实践之间良好张力的同时,呈现出强烈的实践特色.     

建构主义视角下"9·11"后美国对伊朗核政策的研究

"9·11"以来美伊在核问题上的矛盾表现为两国文化建构基础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于双方所持有的现实主义集体安全观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冲突实质上是两种文化体系的冲突,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为主导的康德文化体系与美伊敌对关系为特征的霍布斯文化体系的冲突.建构主义在解释外交政策上忽略了国家身份建构中的内部因素,这也是伊朗难以纳入所谓的核不扩散"国际规范"的原因.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演进之概观

公民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概念内涵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与特点,从古代到当代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演进过程可以概括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民社会文明观,17-18世纪的公民社会政治观,19世纪初的公民社会经济观,当代的公民社会文化观.     

论违法性判断的独立

我国刑法理论中违法性判断应当独立。缺乏独立的违法性判断,一方面造成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内部矛盾重重,其功能也被夸大;另一方面还导致违法性判断被形式化。实质上,对某一行为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并且违法性判断的功能也不同于主观罪过。在此基础上,将违法性判断独立成为一个要件不仅可以为正当化事由提供理论依据,还是犯罪行为类型化的要求。当然,与违法性判断独立相配套的要求就是对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改良或者引进德日三阶层犯罪成立理论。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新论

在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全球背景下,关于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学说.我国学者提出的"防线说"以"司法最后救济原则"构建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它与国外学说相比强调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即诉讼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支持和监督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表明,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过度扩张,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被忽视.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并发展"防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