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实例分析——评香港高等法院对“广信”破产程序的承认

破产域外效力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近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作出的一个判决承认了广信破产程序在香港的效力。本案是我国法院开始的破产程序第一次正式得到境外法院的承认 ,对于管辖权、程序的透明度等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资本外逃--一个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近年来,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资本外逃现象,已给我国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如不严加防范和制止,这种现象有可能加剧,对此有关部门应予以重视,更重要的是建立以"说得清、管得住、服务好"为基本特征的科学、高效、灵活的新型外汇管理体制.     

基于“项目化管理、任务化驱动”的边检机关基层党建活动运行刍议

边检机关基层党建活动是边检机关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体现边检机关党组织活力的重要途径。对边检机关基层党建活动实行项目化管理、任务化驱动,就是运用项目化管理中＂淡化职能、任务驱动、专业互补、强化效果＂的原则,采取一体化团队工作模式,对各种相关资源进行系统配置和集成,实现跨职能、跨专业的横向合作,最终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生动活泼氛围。将现代项目管理的理念、体系、流程与方法应用于党建活动管理中,其核心是＂任务驱动＂,即＂主导———党组织＂利用＂主线———目标任务＂驱动＂主体———党员民警＂完成党建活动任务。这一过程的实施既可以发挥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又可以体现民警的主体作用,也可使党建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得到大幅度提高。     

民事证据排除裁判及其效力

证据排除纠纷的主体是当事人,当事人对于解决这种纠纷应当享有处分与主导的权利。因此应当给予当事人以基本的听证保障,构建起正当的证据排除程序。而合适的裁判形式的选择也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法院职权的顺利行使。中间判决是适合于民事证据排除的裁判形式。民事证据排除裁判具备争点效。应当在我国构建合适的证据排除裁判。     

关于后奥运时期中国经济转型与建立中日环境合作机制的思考

后奥运时期中国将面临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环境治理两大难题。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兼顾环境治理,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日本在东京奥运会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顺利地渡过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在保持外需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向节能环保型社会的转型。在ODA对华贷款项目中止后,中日之间可以尝试建立环境治理的双边合作机制以推动中国的环境治理。通过设立共同基金的方式,以市场为中心加强节能环保产业和双边贸易的发展,实现互惠共赢。     

附款行政行为探略

附款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弹性行政管理手段越来越受到关注 ,为了更好地发挥其特殊功能 ,应从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等方面对其正当性提出必要要求。当附款出现违法或不当时 ,应根据附款在行政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判断行政行为的效力。     

不同视野下的夜郎--兼论赫章与夜郎的关系

文章对不同视野下的夜郎以及赫章对夜郎研究及夜郎文化开发利用中的价值作了论述,认为夜郎的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是可以兼容的.在不同的视野下和不同的领域中,夜郎都应成为贵州一个有竞争力的品牌.     

公共领域兴起中的法治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和重大社会转型,促进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起,它不仅为公共权力和国家制度提供了合法性根基,也形成了开放的民主均衡机制,促进了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推动了多元兼容的公共精神的确立,从而促进了民主和法治进程。尽管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存在自主化和法律规制等问题,但其发展前景可观,意义重大。     

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了吗?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问题】2010年实施的挂牌督办制度作为一种安全生产治理机制,能否切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加以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2000—2018年广东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挂牌督办对于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的政策效应,并从官员异质性的角度对政策效应的差异进行考察,以及检验政策效应是否符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发现】研究发现:(1)挂牌督办显著降低了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这一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2)官员推动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存在个体差异,且党委领导推动政策施行的效果要高于行政领导。(3)相较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非珠三角地区,政策效果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珠三角地区表现得更加强劲,突破了“边际效应递减”的制约。【贡献】本文对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的效应进行了探索,表明政策效应是存在的,但有其边界条件。精细化的政策实施应因地制宜、整体推进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的改善。     

我校申报创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项目的重要意义以及预期效应

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申报创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不仅是提高学校自身办学水平、促进上海公安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深化全国公安院校职业教育改革、提升公安民警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的积极举措,更是公安工作和公安院校服务和谐社会与“平安建设”的有效途径,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