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语境下对监狱服刑罪犯的宽容

在监狱行刑工作中,贯彻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凝神聚力地推进行刑现代化的进程。培育对服刑罪犯的宽容意识是监狱行刑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宽容意识本身又通过监狱行刑人道化、监狱事务民主化及未来行刑前景社会化等价值追求的实现得以勃兴。需要正视对服刑罪犯宽容,做到宽容不宽纵;积极内化对服刑罪犯宽容,更新罪犯教育改造观念,完善狱内服刑罪犯的权利救济机制和适时引导国民对罪犯群体的适度宽容的情感。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探讨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艰巨的系统工程，政府在这项工程中无可争议地处于“主角”地位，但“主角”绝非“独角”。服务型政府建设只有在党和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政府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中，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得以实现。     

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之冷思考

随着行政法治化与民主化的推进,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引人关注,有的地方政府对此制定了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但却往往将这种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这与行政机关乃执行机关的角色定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首长负责制的行政领导体制以及现代行政的效率追求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制定行政规定不宜将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应当通过强化专家参与力度、发扬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长、加强行政调查手段等脱离这种原则化。     

Culture Shock Is No Shock

正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new expat-executive in China.I am writing to offer my perspective on what it’s like to be the new boy(or girl)in a country that some people regard as the embodiment of culture shock itself.Firs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wo typical situations that I’ve encountered over 10years in the country,then I’m going to offer some analysis.These are just my opinions,but I hope you find them helpful.All Change!The fi rst pattern of expatbehaviour which I’ve experi-     

论执行时效制度之理解误区及其矫正

执行时效是指执行依据所载的债权人之私法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而不应当是指公法上强制执行申请权的存续期限。债权人申请执行时,法院不应主动审查、适用执行时效。执行时效届满后,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的,应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法律后果,故法院仍可就债务人为强制执行。执行时效届满后双方对债务重新予以确认或达成新的履行债务协议时,亦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效果。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时,执行时效是否中断和重新计算,应根据情况作具体分析。申请执行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的,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而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时,因法院对本案执行程序采取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之处置方式的不同,其时效中断效力的认定也存在区别。     

公安行政违法的根源及治理对 策简

由于我国行政法津体系不够健全，行政行为主体素质偏低、法治观念不强，加之我国传统人际关系中“说情风”的影响，导致公安行政违法现象的产生。只有完善公安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强化程序意识，转变执法观念，才能有效提高公安行政执法水平。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与我国议行合一制度之比较

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等的差异,不同的国家所实施的国家管理形式会不相同。美国实行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中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政治体制。抑恶功能是前者的价值理念,扬善功能是后者的价值理念。它们在实践中都有所长,有所短,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论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时应考虑的因素——兼驳“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倒置”论

在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时,要考虑以下因素: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行政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当事人举证能力;行政诉讼的结构;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性;谁主张权利与主张积极事实。     

死刑执行时间的古今比较与反思

我国具有漫长的死刑执行传统,对死刑执行的时间也有十分严格的规定,现代死刑执行时间的规定借鉴并发展了古代的传统。通过总结分析我国死刑执行时间的历史渊源,区别古今死刑执行时间的异同,可以为我国当前死刑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制度借鉴。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