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比较视角下公务员退休金制度设计

公务员退休金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的待遇差是社会热点问题,并波及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助长了提前退休浪潮。机关公务员与企业人员退休后收入的待遇差来自人员身份和计算方法的制度隔墙,本文审视了针对公务员养老金的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探讨了中国公务员退休金制度的新路径,即三元组合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制度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国民基础养老金避免老年贫困;二是通过职业养老金个人账户实现老年体面生活。公务员作为公民应享有国民基础养老金,作为政府雇员应享有职业养老金并附之以廉政奖励养老金,政府应当分别承担相应责任。通过模型计算和实际数据模拟计算表明,新制度初期财政支出超过原有制度,但若干年后低于原有制度,本文提出的模型和政策建议具有不降低公务员养老金待遇的同时减轻未来政府财政负担的效应。     

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机制看扩大内需的必要性及其路径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机制不尽相同,相应的治理机制也会有很大变化。与美国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机制几乎完全相反,主要表现为从实体经济向金融系统传导,从下游产业向上游产业渗透,从国外向国内、从沿海向内地扩散。相应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不会以金融治理为重点,而是以实体经济为重点、重心下移。在应对的内容和措施方面,必须综合治理,出台扩大内需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日本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与其金融安全网的演变

金融安全网作为保持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安全稳健运行而建立的危机防范和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一直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相关学者的关注。日本从二战后至80年代金融业处于长期稳定状态,使许多人推崇日本当时的金融安全网。然而,正是这个安全网阻碍了市场约束发挥作用,掩盖了日本银行体系长期积累下的脆弱性。进入90年代,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的金融安全网明显失效,其金融业进入长达十余年的不稳定时期。安全网也随之发生变革。     

财政公共化改革的三个基本任务--支出结构调整、公开透明与责任落实

公共财政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经济基础,同时公共财政的运行制度和游戏规则是作为政治行政体制一部分的上层建筑。建立公共财政框架,需要对经济体制、政治行政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关键任务有: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确保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二是提高公开透明程度,使公众确实能够了解、监督财政运行状况;三是落实财政责任,给权力以充分对应的制约。后两个任务的核心是民主和法治,旨在建立财政公共化的制度基础,关键是要重建政府预算制度。从历年的国家审计报告看,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紧迫、相当艰巨、极端重要。     

当前韩中文化外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自韩中两国建交以来,韩中两国文化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时至今日,韩中两国的文化外交也受到诸多制约因素的挑战,本文针对当前韩中文化外交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根源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作者认为韩中两国应该从战略高度积极协调双方文化外交,并且要妥善处理历史认知问题和重新审视两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塑造和服务于韩中文化外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韩国政府要积极改善韩中两国文化产品输入不对等的问题。两国政府和民间要进一步拓宽两国民间外交的渠道和方式,进而全面提升韩中文化外交全面向前发展。     

网络产业中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面临的新问题

网络产业中的市场支配地位受到不同于传统产业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诸如网络效应、产品兼容、用户锁定、知识产权以及技术标准等都在网络产业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与维护中扮演重要角色。与之相适应,网络产业中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相关地区市场的界定在网络产业中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法＂面临质疑与挑战;市场份额对垄断力的影响在网络产业中相对减小,其计算方法与数值功能在网络产业中需要重新调整与评估;市场进入壁垒对垄断力的影响在网络产业中相对提升,传统壁垒减弱而新型壁垒增强。而将纯粹网络市场与混合市场予以区分、对＂盈利模式测试法＂、＂产品性能测试法＂、＂销售方式测试法＂等的尝试以及对由网络效应及其作用下的用户锁定、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因素引发的新型市场进入壁垒的关注,则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提供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新思路。     

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的拘束效力研究

在民事诉讼中,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叉处理问题实质上是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的拘束效力问题。通过分析其成因及借鉴域外之经验,可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首先要判断该行政行为是否构成＂先决问题＂,即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先决性,是否是尚未发生形式确定力的非无效行政行为。在构成＂先决问题＂的前提下,以行政行为对私法关系的作用效果为依据确定民事审判权的审查限度,即对确认性行政行为、形成性行政行为、裁决性行政行为分别适用民事先行、先行后民、行政附带的司法审查机制。     

Public opinion, party messages,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Britai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risis in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are only beginning to be understood. In this article, we take up one of these many repercussions by examining public beliefs of who’s to blame for a complex and unparalleled set of events. Analyses of survey data from Britain find that while most assig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risis to market actors, the likelihood of blaming governments, as opposed to blaming banks and investors, is greater among low sophisticates and Conservative Party identifiers. We further show how elite messages from competing political elites evolved over-time and were reflected in mass beliefs about the crisis. Results highlight the centrality of partisan cues and, in particular, of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in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 Lastly, we estimate the consequences of blaming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risis for voter choice.     

“乡村政治研究”何以成为可能——当政治学“遭遇”乡村问题及之后

＂乡村政治研究＂发端于政治学与乡村问题的不期然＂遭遇＂,同时成长、演化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特定社会、政治时空场域中,并在时局变迁中走向日益紧密的互构与融合,最终成为一块可供学者在其中施展拳脚的研究领域。对中国政治学而言,这一＂相遇＂并＂联姻＂的过程,充满着从＂高昂＂到＂沉潜＂的震荡甚至创伤,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转型,也收获了未曾预料的成果。通过这段政治学与乡村问题之间互动的学术发生、发展之历史的考察,可使我们对中国政治学及中国社会科学的特定生长逻辑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为探寻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社会之＂根＂提供些许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