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试驾法律问题探析

汽车试驾是目前汽车销售商普遍采用的促销手段之一.由于当事人双方约定不明和法律规定不明确,汽车试驾过程中也经常就发生的人身、财产损害事故等发生法律争议.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在明确汽车经销商的法律义务的前提下来确定双方的法律责任,并针对试驾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     

校园安全立法与安全保障社会化

校园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严重扰乱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和社会安定,也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应尽快出台《校园安全法》,以保证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法治化城市的内涵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法治化城市建设是落实我依法治国方略的举措;法治化城市的价值意蕴与法治国家具有一致性,其本身就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法治化城市建设是因地制宜推进法治国建设有力举措,也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经验和参考。法治化城市是法治在地域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它是以国家宪法、法律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以制约权力为重点的,适合地方城市实际的治理模式和状态,它通过规范的地方权力运作和普遍的守法意识,实现城市政治文明、经济建设、文化事业、社会秩序、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没有法治的城市也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城市。法治化城市是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所在,城市政治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有利于促成人的现代化。     

法的局限性及其司法矫正

根源于法本身的特性,制定法具有不可排除的种种局限性特征,然而以实现正义和公正为目的的法律,在被实施过程中必须弥补和矫正这种局限性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司法途径来矫正法的局限性,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对法的发展和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显得尤为重要和有意义,但是法官解释法律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为了更好的发挥司法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功能,必须完善法官解释法律的体制和技术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解决法官素质问题。     

证据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

证据法的理性主义传统,既要求通过理性证明的方式去查明事实真相,而非诉诸神明和暴力;又不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正义的手段.这种理性传统,决定了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具有求真、求善的双重功能,并将公正奉为首要价值,从而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和证据制度建设正在经历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权...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针对全球治理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构建以合...     

“一国两制”澳门实践:成就、经验与展望

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政权组织逐步健全并高效运转,具有自身特色的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民主政治有序推进,经济稳步转型发展。澳门的成功经验在于立足“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澳人治澳”与善用内地因素三对基本关系。随着“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坚持以辩证思维看待和处理“一国两制”涉及的三对基本关系,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经济法学科学化的法教义学路径

科学化是经济法学科发展的关键。法教义学呈现了法律科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验证性的基本要素,为经济法学的科学化提供了体系化的可能路径。根据法教义学"价值-规范-事实"的研究框架,在价值层面,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经济治理权的想象和期待,旨在以正当、合理的经济介入方式维持和恢复经济系统的良序运行,经济介入的积极形式是培育市场功能条件,消极形式是对经济系统自主运行失序状态的纠正。在规范层面,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可分解为四组经济法教义学的"理想类型",从而构建起由社会功能、公正优先和法律义务三个要素组成的法律命题体系。在事实层面,经济法应实现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的操作化,达成法教义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     

Erzählungen des Kindes‐ und Erwachsenenschutzes: Eine Anwendung und Erweiterung des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s

The Child and Adult Protection Authorities (KESB)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 since their establishment in 2013. The reform of the Guardianship Law provided for an institutional shift away from local guardianship authorities to regional specialist authoriti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NPF)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today’s controversy, simultaneously proposing an analytic strengthening of said framework. Previous NPF studies summarize policy actors into opponents and proponents. As a result, we do not know whether different actors use different narratives. We therefore separate the expert from the MP discours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perts' arguments for a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a person‐oriented narrative dominated, which put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persons affected by guardianship measures up front.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controversy, in which a person‐oriented narrative seems to be dominant again, directed against the new author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