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视角下的云南省与GMS五国贸易动因研究

本文在梳理云南省与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内的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贸易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方法研究云南省与五国贸易持续发展的动因。本文研究得出:云南省与GMS五国存在的不同的产业比较优势是推动双方贸易持续发展的动因之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云南省发展与GMS五国贸易的对策建议,包括充分发挥云南省的产业比较优势,优化贸易产品结构,积极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体系。     

基于大系统优化理论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协调体系研究

本文认为,根据大系统优化理论构建中国—东盟物流协调系统,将有效解决当前自由贸易区各国物流合作中存在的基础设施总体落后、管理体系与相关法律不健全、物流合作机制作用受限等问题。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亟需各国政府、物流行业和企业真诚合作,共建跨国物流协调器,并根据标准化内涵将大系统有效分解成若干子系统;同时要借助日益发达的信息化技术,协调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等跨国物流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云南省与东盟各国货物贸易分析

云南省与东盟的贸易发展迅速,但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具有不同的特点。通过分析发现：云南省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量与彼此的距离大体上成反比关系。云南与东盟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与云南接壤的缅甸、越南和老挝三国,与其他东盟国家的贸易相对较少,贸易辐射范围有限。     

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BEC分类法,从1998～2008年的贸易数据表明,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占总贸易额半数以上,影响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发展及流向的因素主要有：要素禀赋、地理因素、中间产品跨境交易成本、跨国公司生产与投资区位选择。一般而言,资本丰裕而劳动稀缺的国家成为零部件的供应方,如中国与马来西亚的零部件贸易是逆差;地缘相近、贸易协定的签订降低了中间产品的贸易成本,促进了中国与东盟间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跨国公司投资促进东道国中间产品的出口。     

中国（上海）自贸区刑法个罪的修正适用

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无疑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冲力,同时也会对《刑法》的普遍适用产生强烈影响。在自贸区制度创新过程中,刑法相关个罪或将产生新的内涵。此外,由于奉行支持创新、倡导自由的理念,自贸区还将出现大量刑法特殊适用的情形。如何在自贸区刑法普遍适用和特殊适用之间找准法律与经济的平衡点,成为摆在刑法理论与实务界面前的共同课题。因此,在不偏离自贸区改革创新轨道的前提下,寻求《刑法》在自贸区的修正适用,才是自贸区刑法革新的应有之义。     

浅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潜在犯罪风险及防范对策简

2013年78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在试点更加宽松、自由、开放的金融、贸易、投资政策的同时,也给上海公安工作特别是上海公安经侦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为此,公安机关必须从主动发现、主动预警、主动防控的角度,研判上海自贸区建设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从金融、商贸、涉税等领域分析自贸区可能多发的经济犯罪,并在此基础上,从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和刑事打击三个层面,提出预警性、延伸性的打防策略和政策性、体制性、机制性的工作建议,以期为相关职能部门堵漏补缺提供参考,更好地服务改革发展大局、服务上海自贸区建设。     

上海自贸区建设对国际货运航班通关产生的影响及对策

上海自贸区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会随着改革试验的不断深入,释放出更多的政策红利和制度红利,这些因素将对边检机关现有的国际货运航班通关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边检机关必须抓住自贸区建设这一有利时机,不断优化国际货运航班通关环境和检查模式,推动边检工作向创新型、内涵型方向发展。     

中国印尼货物贸易互补性分析

中国是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既是印尼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也是印尼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对于中国来说,印尼不是主要的贸易伙伴,只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从中印尼两国贸易商品结构分析的结论看,印尼可以在农业原材料、食品、燃料、矿物和金属方面加大对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可以在制成品方面加大对印尼的出口。两国贸易的互补性指数表明两国在技术条件、要素禀赋、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属于垂直型产业间贸易,具有较为广阔的贸易发展空间。当前中国与印尼的贸易正面临着一些障碍与困境:印尼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立案,中国与印尼之间的传统能源贸易也面临不可持续的困境。鉴于以上各种原因,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印尼,来提升两国的经济合作水平。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     

论民事诉讼中的经验法则

由于立法的语焉不详,实践中法官对待经验法则的态度呈哑铃型的极端:避用和强用。鉴于经验法则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独特价值,我们认为极端型适用模式并不可取,构建并完善该制度及其配套机制以充分发挥其功效才是司法者应有的态度,本文以司法实践中部分典型民商事案件为视角,缕析了经验法则的适用现状、困境,解构了经验法则的属性、局限,建构了合理适用经验法则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保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