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同意理论中医生说明义务的构成

医疗损害赔偿范畴内的知情同意理论是从医患关系之利益依赖模式为基础而建立的 ,具有医学伦理和医疗法律、消级性和积极性等不同层面的功能。知情同意作为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整体性 ,可构成责任基础和权利请求的独立根据。而知情同意范畴内医生说明义务 ,应以其作为有效同意之逻辑前提为宜 ,将“知情同意。作为一整体性独立义务施加于医疗机构。医生的说明义务履行充分性的判断应以理性医生标准为基础 ,并充分平衡病人标准对病人利益为保护     

我国绿色壁垒的制度缺失及其危害初探

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极大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这是近年来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其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我国入世后,它已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最大障碍之一。由于各种复杂原因,目前我国绿色壁垒制度还存在着严重缺失,主要表现是绿色环境标志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绿色认证制度、绿色补贴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及禁止污染转移等制度存在着严重缺位或尚不健全。这给我国经济发展乃至人民的健康状况造成了重大损害。如何建立和完善这一法律制度是急需探讨的课题。     

侵财型职务犯罪的对象与结果研究

侵财型职务犯罪的对象是行为人职权管辖内的单位财物。单位财产这一范畴比公共财物或公款更明确,更易界定,更能全面反映该罪行为对象的特征。侵财型职务犯罪的结果,由职务行为针对单位财物进行的侵害所产生的危害事实状态,是以物质性损害为明显特征,是损害事实状态的物质性和对象物质性的统一。侵财型职务犯罪本质上侵犯所有权关系,形式上改变单位财物的合法状态。     

中枢VIP参与电针对大鼠胃黏膜的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中枢迷走背核复合体（DVC）血管活性肠肽（VIP）参与电针对大鼠胃黏膜保护作用的机制。方法：采用束缚－冷应激法复制胃黏膜损伤大鼠模型，通过中枢DVC微量注射VIP，观察电针对胃黏膜血流量（GMBF）、损伤模型（LI）和跨壁电位差（PD）的影响。结果：中枢DVC微量注射VIP后，模型组GMBF、PD明显增加（P＜0．05或P＜0．01），LI下降（P＜0．01），电针对中枢DVC微量注射VIP后的GMBF增加有协同作用。结论：VIP参与电针对损伤的胃黏膜的保护作用；DVC是VIP作用的中枢特异性部位之一。     

风险社会大规模损害责任法的范式重构——从侵权赔偿到成本分担

风险社会是人类利用科技从事创造活动而产生的人为风险成为影响人类生活乃至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的社会,如何缓解与分配风险损害成为风险社会的核心问题。风险社会的大规模损害以事故型和累积型大规模公害为主导。侵权法解决的损害问题是私人对私人利益的侵害,其主要功能在于补偿受害者,其制度运行有赖于损害的确定性、有限性、可计量性、可预期和可控制性、私人性。风险损害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无限性、不可计量性、不可预期性、不可控制性和社会公共性颠覆了这些条件,对风险损害主要以规制法予以事前防范。规制法防治私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其主要通过事前预防责任的分担降低风险损害,事后责任作为补充。规制法责任的实质是对风险成本的分担。分担应遵循社会分担、有效分担、平衡分担以及预防为主、救济为辅的原则。规制法的责任制度包括预防责任和补救责任。     

非法发行链上的侵权所得赔偿

在合法利用他人作品的情形,著作权人只能要求发行链第一个环节的发行人支付报酬,而在非法利用他人作品的情形,著作权人却可以同时要求发行链所有环节的侵权人赔偿各自的侵权所得。判断赔偿是否超额不应当以权利人在合法发行链上能够收取的报酬为准,而应当以被侵权人所遭受的损害为准,只有超出损害的赔偿,才构成超额赔偿。被侵权人以与侵权人同样的方式利用作品所能够获得的利润就是以特殊方法计算出来的损害。允许权利人获得非法发行链各环节的全部侵权所得并不构成超额赔偿。在计算上游侵权人应当赔偿的侵权所得时,不应当扣除下游侵权人已经支付的赔偿金。利用发行权一次用尽或者连带责任的原理将赔偿义务人的范围限定在非法发行链某一个环节的做法不值得借鉴。     

非诉行政案件如何避免执行错误——兼议执行错误的责任承担

非诉行政案件执行错误的原因在于,我国非诉行政审查制度中,被执行人无法参与到法院对非诉案件的审查当中,其陈述和申辩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人民法院错误执行后,被执行人往往投诉无门,其权益保障出现了真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要使被执行人的权利得到有效救济,应使被执行人有机会参与到非诉行政案件审查当中,应根据不同的情形,确定不同的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

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和生效要件,对于确认物权归属、解决物权冲突,保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实现国家对不动产物权的宏观调控和监管等具有重要意义。因登记错误而产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因现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过于简单,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发生适用困难,而且在处理登记错误的赔偿案件中经常发生重大分歧。所以必须通过对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行为定性,来认定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登记机构的归责原则以及如何进行具体的赔偿。     

Sharing the costs of fighting justly

ABSTRACT

Combatants who attempt to obey the laws of war often have to take considerable risk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iscriminate between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targets. Sometimes this task is made even more complicated by systemic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ir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effectively without unduly risking their lives or the mission. If they fail to do so, civilians often pay the price.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to the extent that non-combatants benefit from the attempt to fight justly, and to the extent that wars in which combatants attempt to fight justly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ystem of social cooperation which produces both burdens and benefits, non-combatant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houlder their fair share of these burdens. Thus, if combatants (and by extension enemy non-combatant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burdened in a conflict, non-combatants ought to take on some costs, for instanc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strain imposed on combatants by systemic factors such as the availabil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论商标侵权案件中的损害赔偿水平

商标损害赔偿如同一个装水的"杯子",乐观派将其视为是半满,着力鼓噪如何将其另一半注满,新《商标法》中法定赔偿限额的提高是典型的例子。然而,对中国商标司法的实证研究表明,原告对商标的主观估值和损害赔偿的预期并不高,司法满足度更低。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法定标准过低,企图通过提高法定赔偿限额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不切实际的。商标赔偿是一个市场问题,其保护水平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交易和评估市场的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