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发展与义冢、丙舍问题--以上海为个案

上海开埠后，租界当局借口卫生与公共建设的需要，无视中国传统的习俗和有关协议，一再清理界内的义冢与丙舍，招致了国人的强烈抵制，但其管理思路毕竟反映了近代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民国时期，上海地方当局正式将殡葬纳入城市发展规划，文明的殡葬服务方式逐渐为市民所接受。     

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明确提出逐步推进党务公开,这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新突破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新举措。党务公开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在要求,贯穿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推进党务公开,进一步扩大了党员和群众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成为新时期发展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三论改造罪犯的内容——答张国敏同志

犯罪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改造罪犯内容的多样性.改造罪犯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可以列举的,但不是单一的.随着历史的进程和在押犯成分的变化,对罪犯的改造内容,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充实的过程.<监狱法>对改造罪犯的目的和工作内容,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不能离开我国改造罪犯工作的现实和法律规定,将改造罪犯的内容限制在某一点上.     

浅析公司设立行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任何公司的设立都是一个逐渐完成的过程 ,在此过程必然发生一系列法律关系 ,诸如公司设立成功时设立行为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公司设立未成功时设立行为的法律责任、公司设立无效的设定及法律责任等。确立这些因公司设立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的承担原则 ,有利于开展公司设立活动和维护债权人利益     

论柳宗元复兴儒学之贡献

柳宗元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并在“文以明道”中弘扬了儒家的中道思想和民本思想。他好佛而不溺信佛,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和卓识,显示了对多种社会文化思想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他以“势”论政体更替的历史观,以“元气”论自然的天道观,以及“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等等,都是他对儒家思想述而有作之处。柳宗元是复兴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和革新者。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后人述而有作的创造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刑讯逼供在我国是一个在司法中久禁不止,且甚为普遍的现象.刑讯逼供罪具有独特的多重当事人结构,与宪政视野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源于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考虑.     

香港打击侵犯版权罪行概论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版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源自香港法例第528章《版权条例》。新的《版权条例》于1997年订立,过去数年,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侵犯版权的形式愈见层出不穷,加上社会各界对保障知识产权的意识日渐提高,香港特区政府当局曾多次修订条例的涵盖范围、若干罪行的定义,以及相关的罚则。修例的目的,不但是要平衡版权拥有人、社会大众及版权作品业务使用者的利益,亦须履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遵从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规定方面的国际责任。这些法例修订工作也表明了香港特区政府打击侵权罪行的决心,并一再彰显其对保障知识产权工作的高度重视。     

伤害外国人的国家责任有关问题研究

一国的国民在他国受到损害,需要向东道国寻求损害赔偿,首先要解决东道国的国家责任问题。国家行为对外国人造成损害与私人行为对外国人造成损害,其行为的可归责性是不同的。要判断东道国对外国人的行为是否违反其国际法上的义务,不能单纯依据东道国国内法的规定,还应该从国际法的层面来考察。在私人行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只要东道国没有"运用相当注意",它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这种责任是有限的。一国的国民在外国遭到损害时,个人(包括法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国家代为提出外交求偿的基础。     

抢劫犯罪死刑适用实证研究

在我国短时间内废除死刑并不现实,当务之急是规范死刑适用。抢劫犯罪的死刑主要适用于致人重伤、死亡的抢劫犯罪和其他情节极为恶劣的抢劫犯罪。在认定主要刑事责任人时应全面考察罪中、罪后、罪前等多方面情节。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一般只及一罪;"先杀后抢"、"先抢后杀"的宣告刑应基本一致;在抢劫犯罪中一般不存在被害人有过错的情形;"赔偿免死"的前提是犯罪分子真诚悔罪。酌定从宽情节的适用亟待规范。     

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