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诉讼时效的新思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空间属消灭时效还是取得时效 ,学界看法不一。本文作者认为 :诉讼时效属于消灭时效。文章针对我国民事立法上规定诉讼时效过短的缺陷 ,提出作者的“三项改进意见”。     

论法治之法

法治的实现以法制为前提,而良法又是法治的题中之义,也是法治的有力保障.本文试图从立法原理、立法宗旨、立法程序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来分析何为良法,以求探讨在法治建设中如何使立法真正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军事法学价值取向引论

确立军事法学独特的价值取向,是军事法学实现学科独立、理论创新和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军事法学尚未形成主导性的价值理念,导致其理论和实践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21世纪的中国军事法学,必须充分认识价值取向的重要性,尊重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立足于军事法制建设的实践,承认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间价值冲突的存在并努力寻求二者的最佳平衡.     

Can the global South take over the baton? What cosmopolitanism in ‘unlikely’ places means for future world order

As the West’s centrality fades, the global South may have a decisive influence in shaping future world order. Will that future see a retreat from globalisation to hard-edged particularisms? Or will the emerging post-Westphalian global society let the global South take over the baton of cosmopolitan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its own way? This article draws on a multi-country survey of educated youth to find promising signs of imagined common ground with other countries. It suggests the flavours of cosmopolitan integration that the global South is likely to support in coming decades.     

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国际关系的演进表明,海洋话语转变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文章对海洋话语进行了概念分析,并将其细分成海洋硬话语与海洋软话语,明确其包涵因素和互动关系。战争、谈判、国际会议、条约及协定等是国家争取战略主导权、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手段,可作为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机理。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主要经历了欧洲主导时期和美国主导时期,且美国主导时期延续至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海洋世界多极化趋势显著,海陆联动明显,“泛海洋时代”到来;海洋话语的话语主体、结构设计、海缘范畴及议题领域等均在经历多维嬗变,国际海洋新秩序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不断提升。中国需把握好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优化中国海洋战略,树立新海洋安全观,踏实构建海洋话语,在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论跨境数据流动的内涵与原理

通过以技术发展、作用对象和概念术语为视角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并分别从“数据” “跨境”和“流动”三个维度把握其内涵与外延,发现数据跨越国界并非跨境数据流动的必需环节,不发生地理位置变化的跨境访问也可实现数据被境外主体掌控的效果.因此,将跨境数据流动界定为一国非公开机器可读的数据,可被境外主体控制或处理的过...     

从《反洗钱法》看我国洗钱罪立法的演进及完善

当前,洗钱犯罪已经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它不但给犯罪所得的黑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为国家追查相关上游犯罪设置了障碍,而且为犯罪分子继续甚至扩大犯罪提供了条件与机会。如何对之进行有效打击,是各国都在努力探究的问题。本文从我国洗钱罪的立法历程入手,通过中外立法例的比较,指出我国洗钱罪立法上的不足,并提出今后应当完善的方向。     

治安检查若干问题探析

治安检查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其属性、设定、执行主体的职权、适用程序、监督救济等问题不明晰。治安检查是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设定,执行主体的职责权限要界定,实施时应遵循一定程序,同时也必须加强执法监督,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     

民法总则民商主体界分的制度缺陷与完善思路

民法总则关于民商主体界分的整体制度设计因自然人与法人的不同而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标准,但都直接体现或隐含了“营利性目的”的内涵。民法总则民商主体界分制度在概念使用和标准贯彻上存在逻辑缺陷,进而导致实践中可能面临诸多难题。可行的完善思路是对商自然人的主体制度建构采取由基本法确立营业权和由单行法规定具体规则的方式;用“组织”作为主体概念统领“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将商组织的具体制度纳入民法典专编或者商事基本法加以规定,并且在民商主体界分时采取法律判定与事实判定相结合的模式。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