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侦查视阈中的公民隐私权保护研究

互联网所创造的无边界的虚拟空间催生着侦查信息化的发展,使侦查方式由传统趋于现代。侦查的核心是信息,而互联网恰能让各种与侦查相关的信息得到高效的管理和应用,进而提高办案效率。运用网络信息侦查破案已成为诸多国家刑事侦查的重要途径。然而,当网络监控、网络通缉、IP地址查找、网络侦查陷阱等一系列高科技的侦查手段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破能力时,公民的隐私权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网上侦查与公民隐私权存在着天然的冲突性,但二者又必须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的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也惟有此,公民隐私权方可得到最有力的保护。     

司法实践中能否认定自首的几种情形

在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对自首条文新增加一款规定,将如实供述（习惯上称之为＂坦白＂,笔者在下文中也暂且将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67条3款简称为＂坦白＂）可以从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从轻情节,足见我国刑事立法对自首或者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所秉持的是宽缓的态度。然而对于该条款的准确适用,则是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几种能否认定自首的情形进行逐一的分析和探讨,以期对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刑法中原因自由行为之责任基础

＂原因自由行为＂是现代刑法学的一大课题。虽然现今刑法理论通说均已承认它属于具有可罚性的一种犯罪行为类型,然而,依据责任主义的一般规律,无责任则无犯罪。如果认定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那么,主张原因自由行为不适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之规定的理论依据又何在？笔者从分析原因自由行为与责任主义的冲突与调和路径入手提出原因自由行为的责任基础。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设立不久,无论理论还是实务,开掘深度与实践要求差距都较大,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文中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大力推进湖南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该文分析了湖南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公共投人等方面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形成了深层次的约束。该文建议,要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必须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破除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创新农村各项经济制度,释放现代农业发展的市场力量;统筹城乡公共投入和服务,提供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完善现代农业产业链,提高现代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新时期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探讨

该文指出,学习先进国家女子高校办学理念和方针,进一步加强全民基础教育,关注贫困落后地区教育设施与资源的建设配备,促进教育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并在此基础上重视发展女子高等教育,在中国新时期发展规划中有着深远意义。     

做好“三个一”推动监狱工作良性循环发展

推进监狱工作良性循环发展,重在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好民警队伍建设过程中价值观、职业追求、能力与心态问题,使干部队伍在平凡的工作中体现价值,在平凡工作中成就事业。     

监狱人民警察警衔晋升培训课程《团体心理矫治》的设计

罪把心理矫治作为改造罪犯的第四大手段,在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和服务监管安全中发挥着很大作用。这种方法既是开展罪犯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也是预防罪犯心理疾病发生、对罪犯进行心理咨询与矫治、心理危机干预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对监狱人民警察警衔晋升培训课程《团体心理矫治》的设计,应围绕团体心理矫治的意义及作用,团体心理矫治的相关知识,着重讲解组织团体心理矫治的方法,使受训学员能运用具体方法对罪犯进行团体心理矫治。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刍议

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成为了刑事诉讼研究的一大热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推行却困难重重。通过对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存在某些立法缺陷,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予以完善。     

中国法治的行政法治化道路

多维面向的中国法治道路理论有自身的缺陷。基于法治的核心要义和适度的建构立场,可以从权力分解的角度探寻具体的法治道路。借助司法权威确立规则之治和经由法律人之治实现法律之治,是＂司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构想;规则之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矛盾,是其内在缺陷。行政法治化,有助于推动公民启蒙、控制权力膨胀、促进规则之治,从而化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矛盾,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先导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