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并出售网游外挂应当构成犯罪

对于制作并出售网游外挂的行为,无罪说所持的大前提并不准确——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提倡刑法解释;"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能成为刑法解释中的霸王条款;和谐社会强调的也不是一味的刑法谦抑而是宽严相济——因而不应为我们所采纳。该行为符合犯罪特征,应当予以刑事规制。     

论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式

动产抵押权公示方式的选择对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占有公示方式、登记公示方式、各国动产抵押权立法实践、与善意取得制度协调等不同视角分别考察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式的选择有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式的最佳选择是登记与占有公示方式的结合;占有的功能在于使抵押权在交易过程中呈现出可识别的特征,满足动产交易要求;登记的功能应当是确定抵押权是否具有对抗一般债务人与其他抵押权人的效力。     

论和谐视阈中行政法的品格

和谐社会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促进或实现和谐是行政法学研究与行政法制实践的重要目标.和谐社会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行政法精神、价值趋向、基本功能及其内在机理必将发生某种程度的转变,这些转变需要引起行政法学界的关注和探讨.     

工会的四种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

工会发展的模式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种：工团主义工会,革命性工会,生产辅助型工会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每种模式都嵌入特定的社会制度并且反映其存在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也是依据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而形成的,既有工会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内涵。     

Youth Work in Croatia: Collecting Pieces for a Mosaic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youth work in Croatia. By drawing from available data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we describe three key phases of youth work development in a post-conflict country: (a) the period of the early 1990s as a “direct peace building" youth work; (b) the rise of nonformal education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1990s; and (c) the growth of a networked youth sector and its focus on youth policy advocacy starting in 2000. In addition, we refer to today's context,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its project-management orientation. Such categorization highlights various practices that we consider to represent youth work in a specific and contested national framework. Work with young people with fewer opportunities is being presented as a case, building on our observation that contemporary youth work continues to be embedded in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nonformal education, facing challenges of funding-driven discourse and unsystematic support.     

网络新闻的走势——寻求网民心理需求和议程设置的完美契合

结合传播学理论中的议程设置对新闻网站的网络新闻进行分析(以两会期间人民网新闻排行为观察视点),可以发现新闻网站在进行议程设置时和网民心理需求之间的一些规律,网民心理需求和议程设置契合地越完美,网络新闻的前景也就越光明。网络的参与性和交互性与网民的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心理可以结合起来,这样网络新闻会日臻完美,从而更加吸引网民的眼球。     

对先进典型宣传热的冷思考--从民警早逝现象谈基层公安队伍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各地公安机关陆续推出许多“累死”在平凡而繁忙的工作岗位上的普通基层民警作为宣传典型,并把这些典型当作公安队伍建设的“成绩”。但是宣传这些典型的同时也暴露出公安基层队伍管理的诸多弊端和漏洞。     

中新建交30年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新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领域发展迅猛;频繁的高层互访、密切的经贸合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以及务实的军事合作,都彰显出双方关系的先进性与引领性。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与时俱进、效益优先,文明互鉴成为中新交往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中新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充分照顾对方的舒适度,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毋庸讳言,30年来,中新关系也偶有嫌隙,但整体向好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严峻的考验,也为中新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双方在医疗卫生、社会治理、数字经济、金融法律、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作为。中新两国应当充分发挥"快捷通道"的作用,继续深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带一路"的超级中转站。     

法治化城市的内涵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法治化城市建设是落实我依法治国方略的举措;法治化城市的价值意蕴与法治国家具有一致性,其本身就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法治化城市建设是因地制宜推进法治国建设有力举措,也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经验和参考。法治化城市是法治在地域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它是以国家宪法、法律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以制约权力为重点的,适合地方城市实际的治理模式和状态,它通过规范的地方权力运作和普遍的守法意识,实现城市政治文明、经济建设、文化事业、社会秩序、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没有法治的城市也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城市。法治化城市是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所在,城市政治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有利于促成人的现代化。     

守法成本及其控制

守法是法律实施的首要环节,守法程度对国家立法与法律实施有着重要的说明意义.守法行为中的成本支出决定着组织和个人在是否守法问题上的行为选择.从成本支出的视角看,如果把守法看作一项法律义务和法律行为,根据权利义务平等的原则,其中存在着相应的国家义务.立法和相关的制度设计、乃至组织执法过程中,应当充分关注守法与守法成本之间的"反比例关系",通过降低守法成本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推动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