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eting development goals: evidence from the Civil Society Education Fund

In recent years, the Civil Society Education Fund has supported national education civil society coalitions (NEC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so that they put pressure on governments and donors to implement the Education for All agenda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on education. This article draws on literature on glob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on an ext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CSEF to explore the actual contribution of this initiative to the activity of NECs.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SEF and includes a set of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on the role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     

中国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及其公共政策治理

通过网络、国际会议、期刊等媒介搜集相关资料,首先对中国台湾省的女孩生存问题的态势和原因进行了梳理,发现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主要由出生性别比反映出来,呈现出总体上升趋势,但主要在略高于正常值的范围内波动;导致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原因包括根源性原因、条件性原因和直接原因。其次对台湾在女孩生存问题方面的公共政策治理措施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台湾不仅采取了针对女孩生存问题的直接措施,也采取了促进妇女发展的间接措施,涉及到法律、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建立了确保治理措施付诸于实施的运行机制。这些公共政策治理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现状,但对于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最后借鉴台湾针对女孩生存问题治理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于大陆女孩生存问题及其治理的特点,分别从战略和操作化两个层次为大陆地区女孩生存问题的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试析互联网治理的概念、机制与困境

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治理机制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和它的挑战者——联合国系统下的三个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互联网治理论坛。这两套互相竞争的机制各有不足之处，前者合法性不足，后者有效性不够。但这只是互联网治理困境的表象，其深层原因不仅在于网络安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还和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的困境密切相关，集中反映在三大矛盾上，即霸权国和国际社会的矛盾、中关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任何国际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兴大国的参与，互联网治理机制也是如此。基于此，中国如果能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将对互联网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6：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展回顾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政府。从优先发展到平衡发展,是2006年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方面取得的最大变化。200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道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良好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和技术,也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善治早就有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的基础,需要的是在技术上的改善。而对中国来说,不仅仅要变革理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奠定相关的制度基础以及文化基础,而制度以及文化基础的变化往往是长期的过程。     

基础设施网络整合与跨区域治理——“哈大齐”工业走廊与松花江水污染案例分析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区域管理正在从传统的都市区(Metropolitan)管理过渡到巨型都市区(Megapolitan)或者城市走廊(City Corridor)的管理.从社会技术系统(Societal-techno System)视角,将区域管理作为一个涉众系统(Multi-actor System)考虑,研究物理系统与社会网络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研究基础设施网络和跨区域治理关系,探索涉众系统情境下的政策制定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哈大齐工业走廊案例和松花江水污染案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整合具有嵌入性特征;基础设施整合和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形成,是跨区域治理的基础,所形成的城市网络,其核心功能体现在"分散的集中化"上,以保证有效的基础设施整合、分工网络的形成和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在跨区域治理政策制定中,应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组合的基于规则和过程的涉众情境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实现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均衡.     

它山之石 如何攻玉？——从公共管理视角看中国知识精英学习外国经验的心路历程

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回顾了中国10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学习外国经验的心路历程。提出,东西方国家差别虽有,但这些差别并不足以用来论证东西方差别的本质性,也不足以支持东西方不能相互学习的结论。用东方还是西方作为思考和比较的基点,来审视国家的治理模式和社会的发展道路,不是一个合理的思维范式。过去被使用,不是因为它理论上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它的方便性和情感性。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这一方便性和情感性事实上负面影响了中国对外学习的过程,因而有必要正本清源,从理论上给予修正。公共管理的学习和学科发展只有跳出了东方西方之争、最新和过去之争,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来审视和解释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用科学和社会发展的态度,审视学科建设和管理实践的需要,才能最大限度地从人类文明的成果中汲取必要的养分,辅助中华文明的成长和发展。     

金融监管治理框架与指标衡量

金融监管机构作为金融中介的领导性机构,在监管金融中介有效运行、提高金融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监管机构的健全是金融机构稳定高效运行的前提。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对我国的发展尤为重要。监管治理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实行问责制,要有透明度。还要借鉴国际上监管治理的先进评估方法。     

Governance and order-making in Central Asia: from illiberalism to post-liberalism?

ABSTRACT

This forum brings together five different angles on the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nd how political regimes and forms of order-making can and should be researche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illiberalism’. The discussion engages critically with this and associated concepts, such as ‘illiberal peace’ and ‘authoritarian conflict management’,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out of the Central Asian / Eurasian context and discussed in their wider global ramifications and, within the framing of ‘illiberal peace’, explored in various contexts in and beyond Central Asia. While further assessing the relev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approach, this forum also attempts to think beyond ‘illiberalism’ by introducing and discussing the idea of ‘post-liberalism’. This way, the authors engage in an exchange that serves to probe both concepts and to determine their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when it comes to analysing and understanding politics and societal processes in Central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