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

欺诈在合同法中是一种意思瑕疵 ,在信息社会里 ,欺诈作为误导公众的行为 ,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简单地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 ,欺诈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意思表示的狭隘范围 ,反欺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来考察。从竞争法的角度来看 ,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一种行为只要在客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效果 ,就足以构成欺诈。欺诈的救济措施 ,在主体设计、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上均有区别于传统合同欺诈的制度设计。     

浅论社会性规制的理论依据—兼论我国政府对食品与药品质量规制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对经济性规制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社会性规制的研究。作为社会性规制中的政府对产品质量规制应被重视。本文在对社会性规制的理论依据分析的基础上,就我政府对食品与药品质量规制制度进行分析,以期理论界对此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     

国际私法中主权原则的承载及变迁

传统上,法律冲突的解决总是与国家主权原则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从根本上对传统主权国家之间规范权力的分配提出挑战。国际私法中非主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1、在非国家层面上更多的规范选择;2、法律的统一化运动;3、全球法律的协调与合作。     

法制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人治”型社会向现代的“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和看待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法制现代化模式选择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传统法律文化资源,要有所扬弃,弘扬优势,趋利避害,乃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依法行政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它在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以及提高行政效率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由于立法和执法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依法行政在现实的贯彻执行中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文章从依法行政的现状入手,对依法行政中的问题进行研究,找出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     

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中的运用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筛选机制,其实质体现了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司法裁判时的利益衡量,因此利益衡量方法是界定原告资格的根本方法。原告资格的核心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包括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两个主要构成要件,界定原告资格需要对这两者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进行分析。利益衡量标准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个案中法官进行衡量时需要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的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社会需求因素加以考虑。     

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与中国立法的选择

由于选择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实体内容,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典立法架构要解决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之间的架构和作为法典重要内容的程序性规定本身的架构这两大问题。对前者,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概念,遵循行政权力涉及的主体———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行政权力的运行结果的思路予以架构。对后者,应以确立正当行政程序理念、突显正当行政程序制度为第一考虑要素,并根据立法惯例中“先一般、后特别”的规则,先规定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后规定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程序;关于内部行政程序,则置于法典中行政机关部分作出规定。     

占有的物权法保护略论——兼评《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有关规定

占有保护是占有制度的关键和核心。《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将占有单列一编,但关于占有保护的规定仅有一条,且对于占有人的私力救济权、妨害危险防止权、共同占有人之间的保护等都未作规定。本文从分析我国对占有的认识、立法现状、占有制度的目的、功能入手,论证了我国建立占有制度保护占有的必要性,并对现阶段的《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立法建议。     

中国财政法治化创新的法哲学解析

以财政法治化为制度目标 ,根据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管程度 ,中国财政制度理论类型可分为“计划类型”、“管理类型”、“服务类型”三类。由于政府在财政理论中的主线作用 ,中国财政法治化创新将引发“社会公共需要的制度化满足”、“权力制衡秩序的完善”、“有限政府理念的确立”、“国家责任机制的启动”、“弱势群体利益的制度化保障”、“区域财政资源不济的公平性协调”等法哲学问题。财政法治化创新体现了“权利本位”的法律精神 ,公共财政制度内涵应是对“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化确认。     

犯罪现场勘查工作的几点新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 ,对执法的程序要求越来越高 ,特别是庭审方式的改革 ,对现场勘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 ,必须改革目前的现场勘查方法 ,提高现场勘查水平 ,以适应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