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权制度设计与地方自治

社会主义制度鼓励人民直接参与公共管理 ,这本身包含着地方应当具有某种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权力 ,但我国的政权设计更多的是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的模式。高度的中央集权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而且有悖于民主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因此 ,应当摒弃高度中央集权模式 ,着手建立地方自治的制度     

论市场规则建设中政府的作用

市场规则是一个由众多内容构成的整体,能否将市场规则建立起来,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速缓成败。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有意识地建立市场规则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重大的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可通过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推动市场规则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公共利益与政府职能

公共利益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视角考察政府职能,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政府应该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己任,通过公共利益可以界定政府公共职能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西方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理变革,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等三个方面。     

电子政务与政府流程再造——兼谈新公共管理

电子政务是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的广泛应用的结果,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活动。为了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潜力,降低信息化的投资风险,在实施电子政务过程中进行政府流程再造是必然的选择。结合企业信息化的经验,论述了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进行政府流程再造的必要性,以及在不同的电子政务应用层次对政府流程再造的不同要求。但是,随着电子政务应用层次的提高,也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对电子政务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研究了新公共管理对我国电子政务的借鉴意义和存在的障碍。     

基于公众服务的网上行政审批系统模型研究

中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刚刚起步,迫切需要各种理论和实践的支持。通过对电子政务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公众服务的行政审批系统的分析,从系统和工程的观点提出了可以应用到行政审批系统中的角色互动网络模型,并通过给出的模型建立行政审批系统的应用软件系统框架结构、网络体系结构、建设模式、运行管理模式。网上审批是信息时代对公共管理发展客观需要的现实选择。它的影响不仅在于手段的电子化,更重要的是还会引起管理价值、管理范式、管理权力、管理职能、管理组织、管理主客体等方面的变化。网上审批将通过信息技术与公共管理的有机融合促使公共管理由传统的管制管理向服务管理的转变。     

我国政府采购监督制度之重构

我国政府采购监督制度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均存在诸多问题,而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对政府采购监督制度建构的法理基础缺乏应有的认识与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政府采购监督制度建构法理基础的分析,提出了我国政府采购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具体内容。     

经济转型期的政府职能与土地市场发育

土地市场的发育和繁荣与政府所提供的制度规则与激励是分不开的。但由于经济转型期政府职能的“缺位”与“错位”等问题使土地市场的发育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对经济转型期政府在土地市场发育中的职能缺乏规范的分析,对政府在土地市场发育中的职能认识不清是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经济转型期政府职能定位不同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培育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应该在明晰土地权利、培育竞争主体、维护土地市场竞争秩序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供给以调控土地市场,从而维护土地市场的良性发育。     

领导干部“主动辞职”现象研究

文章对领导干部“主动辞职”现象进行了探讨,认为这种现象引发社会注目有“主动辞职”行为的超前性、彻底性、趋利性和群体的特殊性四方面的原因;产生“主动辞职”行为有行为主体———“主动辞职”者自身、行为客体———党政部门、行为所处的社会环境三方面的原因。同时,文章指出应从正视现象、提升规范、反思党政机关自身三方面积极应对领导干部“主动辞职”现象。     

基于无缝隙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以东莞为例

无缝隙政府所倡导的顾客导向、竞争导向和结果导向的治理理念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无缝隙政府理念,东莞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信息共享促进部门无缝隙衔接,优化业务流程促进无缝隙审批,以扁平化改革推动社区服务无缝隙对接。本文认为,未来的政府管理创新,应倡导无缝隙政府理念,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升公共服务的价值,以市场竞争为导向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以结果为导向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Distributional impact assessments and the record of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the tyranny of numbers without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reflects upon the gross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reassurances given in 2010 by the 2010-2015 UK Coalition Government that their budget and welfare cuts would fall ‘fairly’ across the income spectrum, and the reality of what had happened by the end of that government. It asks how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assessment’ provided with the 2010 Comprehensive Spending Review could have been so wrong. In seeking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ypes of systematic bias are considered along with a discussion of ‘marginality’ in assessments of impact. Drawing upon the role of ‘power’ in impact assessment, it traces the ways in which methodological assumptions can eclipse the real life effects of policies behind ‘the average’ as well as by the unfair selection of the ‘unit-of-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