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模式选择

有效治理公共危机要求实现政府模式转型,建立前瞻型政府。前瞻型政府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民本政府,是坚持责任取向的责任政府,是崇尚为民服务的服务政府,是不断自我完善的创新政府。有效治理公共危机,构建前瞻型政府,必须培养政府及其官员的预见意识和前瞻能力,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整合政府机构,必须完善政府部门间的联动机制,必须健全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     

新加坡政府网络信息传播平台建设的策略与启示

新加坡政府在信息化方面的战略规划由来已久,目前正在实施的智慧国2015计划更是政府重视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体现。新加坡政府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的成就得益于以公众需求为中心的理念,全面、开放、双向的公共服务平台,多个部门、一个政府的资源整合策略和优化政府信息化传播生态的管理机制。新加坡的经验给我们许多启示:提高政府信息传播平台的开放性和服务意识;建立双向沟通机制,提供公众参与的渠道;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提高部门协调能力;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体系。     

越南私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因素

革新开放后，越南私营企业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一发展历程与越南政府的制度改革密不可分。越南政府通过修订《企业法》、《土地法》，加速推进行政改革等举措，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机制保障。但私营企业的发展在融资渠道、信息来源、债务纠纷解决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困难。     

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制度创新及异化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在政府竞争的压力之下,起着政治企业家的作用,进行了诸如产权制度变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行为。但行政性分权的非制度性和非稳定性,法律约束机制的缺失以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式微等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导致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的悖论,地方政府在政府竞争中以曲解规则、补充文件等异化的制度创新行为和方式来理解和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要求实施的制度规则,以求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延安时期我党廉政制度有效执行的经验及启示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延安时期我党廉政制度的有效执行主要得益于法规制定中因势而易、系统配套,落实过程中领导带头、惩处严格,执行过程中改善环境、推行民主,执行机制上注重监督、大胆改革。这些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在廉政制度执行中法规是依据,过程是关键,环境是保障,机制是根本,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才能切实提高执行力。     

地方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以怒江大坝建设为例

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分化,使得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利益冲突的背景下进行决策,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层面上介入决策。有鉴于此,需要以怒江大坝决策为例,描述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一般特征,并对这一过程涉及的利益冲突与表达、抑制决策者的自利偏好、决策程序以及潜规则等问题加以分析。     

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如进行的五轮行政体制改革就有四轮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核心和重点。但是，职能转变收效甚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不成熟、社会组织发育迟缓、行政体制改革内动力不足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会转型期政府的二难处境导致职能转变受阻。我们必须根据我国所处的特殊转型阶段和市场的特定要求，决定“放松管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同时要高度重视对市场秩序的监管以及对“监管者”权力的监督。唯此，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平稳、有序和有效。     

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启动了以创建廉价、高效和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为推动行政改革和提高政府绩效,韩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绩效评估的实践,包括成立政府经营诊断委员会、加强政府绩效审计、推行制度评估和以目标管理为基础的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以及制定实施政府绩效评估框架法案等。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把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改革结合起来;提高公民对绩效评估的参与度;要重视对公务员个人的绩效评估;绩效评估要与管理模式相适应;绩效评估要制度化和规范化。     

政府创新：社会资本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政府与公民、民主与信任等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范式。布迪厄从微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资源集合;科尔曼从中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社会结构;帕特南从宏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价值规范。从本质上讲,政府创新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内在的结构性关联。社会资本是政府创新的基本变量,其中的信任因素是政府创新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支持信念因素是政府创新的基本条件,参与网络因素是政府创新的重要基础。在社会资本视角下进行政府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实现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支持公民参与网络建设,培育公共精神和发展基层民主;培育第三部门力量,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增强政府能力。     

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形象和政府危机公关

“9.11”事件标志着政府危机时代的到来。危机对于政府的形象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公众的审视,对政府自身的形象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政府形象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政府危机公关应运而生。危机事件的特点和政府公共职能的特性决定了政府危机公关的特征。政府危机公关是建立在法律、技术、管理和社会4个支持平台上,在危机的预备期、冲击期、恢复期3个阶段从信息、行为、心理3个方面全面展开危机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