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扩大警察职权 构建行政管束制度——从“疯裸女久卧街头无人问津”谈起

女精神病人久卧街头,警察拒绝救助引发争议。根据《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有协助救助的义务;依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公安机关不能再强制收容遣送。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没有行政管束权力,警察无法发挥协助救助的作用。警务实践已经突破警察法建立的框架,迫使我们增加适应社会需要的新的法律规范,适度地扩大警察职权,构建行政管束制度。     

人肺癌中TNF-α基因多态性分布的意义及其对细胞凋亡的影响

目的:观察TNF-α基因启动子区-308位核苷酸多态性基因型在肺癌和对照人群中的分布,以及这种多态性对该基因表达和细胞凋亡的影响。方法:PER-RFLP分析112例肺癌和99例正常人的TNF-α基因启动子区-308位核苷酸多态性,TNF-α-308*G等位基因记做TNF-α1,TNF-α-308*A等位基因记做TNF- α2。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肺癌组织中TNF-α的表达,比较不同基因型肺癌病例的标本之间TNF-α基因表达的差异性。TUNEL法检测肺癌组织中细胞凋亡,并对比分析TNF-α-308位核苷酸多态性及其对肺癌组织中TNF -α表达和不同类型细胞凋亡的影响。结果:肺癌组与对照组的基因型分布为TNF-α1/1(52．7％、46．5％)。 TNF-α1/2(35．7％、48．5％),TNF-α2／2(11．6％、5．1％);等位基因频率为TNF-α1(70．5％、70．7％),TNF- α2(29．5％、29．3％),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种基因型个体在TNF-α基因表达上,TNF-α2/2基因型个体高于TNF-α1／1基因型的个体,两者差异显著,P<0．01。TNF-α表达的高低与癌细胞凋亡有比较明确的关系,TNF-α表达高的病例,肺癌细胞凋亡也多,与表达低的病例之间有明显差异,P<0．01。TNF-α表达的高低与间质细胞凋亡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间质细胞平均凋亡指数在高、低分化的肺癌中分别为3．4±0．4和 3．1±0．5,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0．015;癌细胞的平均凋亡指数在高、低分化的肺癌中分别为2．4±0．3和 1．7±0．4,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TNF-α-308位核苷酸的多态性基因型在肺癌和正常人中的分布之间没有明显差别,这种多态性可能不是肺癌易感的遗传因素。但这种多态性与该基因的表达有关。TNF-α高表达肺癌细胞凋亡较多,间质细胞凋亡与TNF-α表达的高低变化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在高分化的肺癌中, TNF-α表达较高,癌细胞凋亡也多,TNF-α-308位核苷酸的多态性可能与了肺癌的分化有关。     

刍议我国侦查启动程序

立案程序一直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讨论的热点。在实践中,作为侦查启动程序的立案程序常以初查和审查为前提,而不具备侦查程序法律属性的初查和审查,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对侦查启动程序的完善应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侦查实践中初查和审查的合理性,从而在立法上加以固定和完善,为侦查启动程序提供法律依据。     

论中国政府的服务性

在政府服务性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政府服务性的发展阶段、形态、内容与性质问题，分别考察了“为人民服务”与公共服务两种形态的政府服务性的价值、理念、实现形式和特征；区分了政治本位的政府服务性与公众本位的政府服务性，以及这两种服务性对于政府服务实践的影响；指出从政治本位的政府服务性向公众本位的政府服务性转变体现了中国政府服务性的进化，因而具有积极的公共行政和政治意义。     

宁夏传媒业人才开发问题及模式研究

传媒业在愈演愈烈的竞争中需要大批有较高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优秀传媒人才投身其中。探讨与现代传媒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开发新模式,对于加快宁夏传媒业人才队伍建设步伐,提升宁夏文化软实力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论“本质错误”——以罗马法为中心

在罗马法中,本质错误与身份错误、行为性质的错误、标的物错误并称为使行为无效的四种实质性错误。本质错误与材料错误相关又不等同于材料错误。本质错误的内涵见于D.18,1,9,2中的"醋为酒卖"案,是在社会经济功能影响下的标的物之内在特性发生错误。本质错误的外延见于"古杯"案及D.18,1,11、D.18,1,14等文本,涵涉了大部分的材料错误和性别错误,并可以作为一种兜底条款适用于那些对诸如艺术品价值、作者发生错误的情形。本质错误在近代演化为法国法的"实质错误"、意大利法的"本质上的错误"、瑞士法的"重大错误"、德国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的"性质错误",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上,它们和中国大陆民法的错误制度殊途同归。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Listen to the Judge or Listen to the Facts?——On the exclusionary rule

证据是认识的基础、证明的根据、检验的标准、思想的指南.什么能当此重任?惟有事实.证据是事实,事实不存在非法、合法的问题.事实是客观的,既不受法律调整,也不受法律制约,因而证据也没有合法性.证据不能排除.排除证据的实质是法官睁着眼睛不认事实,排除证据的法官把自己和事实的位置摆错了,这是一项根本性的错误.非法获取人证是司法警察通过刑讯逼供和指名问供这样两重罪行实现的,因而它不是程序,而是程序中的实体.     

高校行政案件中的司法谦抑与自制

对行政诉讼制度而言,应逐渐将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行使公共职能组织的管理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打破此类组织自身对纠纷解决的垄断和对司法审查的排斥。而司法在高校行政案件审查时,也应当保持司法谦抑和自制,适当尊重高校自主权,减少司法干预学术的嫌疑。司法的谦抑和自制,在受案范围、受理时机、审查依据、审查强度、裁判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应当予以体现和坚持。